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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式先生和中华民族史研究 　　史式先生（1922-2015）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数十年来，先生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视角，持续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史式先生作为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发起并主持开展了新的一波“中华民族史研究”。先生提出并号召编纂一部打破旧史学格局，突破传统局限的，以新的观点新的框架新的视野来统领的《中华民族史》。为此，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向海内外慎重提出要编纂一部新的《中华民族史》。围绕编纂一部中华民族史的主张，先生多年来往来于海峡两岸，奔走于祖国南北，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设想，形成了一系列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和研究活动。 　　作为后学，我与先生相识相熟已有多年，有着难得的忘年之交；自先生提出编纂一部新的《中华民族史》，我即了解这一重要事业的大体过程。先生也每每通过这一事业对我产生多种影响。我谨将这一段我的认识和经历简述如下，以供有意者参考，并以此文纪念史式先生。 　　一、“中华民族”概念 　　1.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概念 　　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近代以来国内有着大量的研究，各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厘清“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最早提到“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1903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在1905年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的结论性看法就是：“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样，就由梁启超奠定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现代意义之最初表述。当然，这个表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涉及今天我们所讲的“海外华侨”问题。 　　为了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个普遍认同的逻辑范围和清晰概念，史式先生首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辩证性质的说明。先生认为：何谓“中华民族”？这是一个经过长期探讨至今未能做出明确答案的问题。史式先生认为，过去有的工具书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我国各民族的总称”（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或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台湾三民书局《大辞典》）。先生分析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混淆了民族与国家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这个群体乃是长时期自然形成，成员之间的认同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这个群体是人为与武力所造成，成员之间的认同是国籍认同、政治认同。一个人的国籍可以一朝改变，但是民族属性的改变则需要几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普遍不重视、混淆不清的情况，由来久矣。因为国家之说，为时已久；民族之说，至近代始产生。所以历史上常以“国家”代替“民族”。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意识”；“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似乎并无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者只提“国族”，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直到70年代，台湾《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尚有提及“中华国族”的文章。进行宣传之时，对民族与国家未能分清，尚无大碍；但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之时，这种混淆即不能容许。先生强调：在探讨“中华民族”的 内涵与外延时，不宜提到国家，以免产生混淆。我们应能摆脱“国家”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2] 　　史式先生说，将“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也有历史上的原因：“过去修史，无论官修私修，无不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是修史者从精神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不敢也不能畅所欲言。历代史书观念之陈旧，使人有几乎窒息之感。今人所处的时代，姑无论民主和程度如何，至少已无君主，自比古人享有较多的自由。其次是修史者从物质上到客观条件的制约，难以探讨历史的真面目”[3]。 　　史式先生针对将中华民族理解为“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的观点而指出，如此解释，不够严密，很容易得出“中华民族”即“中国人”的结论，混淆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先生认为：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中华民族”与“中国人”也是两个概念。那么“中华民族”包括什么内容？他指出，应包括： 　　――汉族； 　　――居于中华大地接受中华文化的各少数民族； 　　――海外华人。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先生说，除了说明哪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说明，即“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