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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绩效分析 　　摘要：财政支出总量、范围和力度体现了政府活动范围和干预经济的能力。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构建财政支出绩效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政府支出的积极效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出现的波动和不均衡性发展特征，亟须合理配置资源，保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绩效 　　中图分类号：G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07)04-25-04 　　 　　一、相关研究综述 　　 　　研究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较多，但学者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都存在着分歧。从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有三种研究结论：第一种是正向相关，Ram(1986)认为政府规模对私人部门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影响，在低收入国家正效应更强，Barro(1990)通过把政府支出纳入总生产函数，发现政府公共支出与GDP增长具有正相关；第二种是中间观点，Gemmell(1983)、Kormendi和Meguire(1985)、Conte和Darrat(1988)等分析结论是公共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第三种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兰道(Landau，1983)使用1961～1976年间96个国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具有负面影响；亚历山大(1990)使用13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横截面和时序数据建立自回归模型，结论是政府支出、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与人均收入有密切关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从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研究分析。巴罗(1991)、Devarajan、Swaroop、Zou(1996)、马拴友(2000)、郭杰(2003)等学者也得出不同结论。 　　 　　二、以生产性公共品为切入点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20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将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内生自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研究，论证政府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特定的机制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在《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公共财政》(1992)，提出了以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了政府支出的积极效应。政府向每个家庭一生产者提供公共服务，假设这些服务不收使用费。它们也没有拥挤性。按照巴罗(1981)和Aschauer(1989)的思路，假定公共财政支出是生产性的。它包括用于法律制度、规制管理、警察国防等支出，在改善产权配置的效率意义上。公共财政支出应该具有正的边际产出(马拴友2003)。 　　这一思路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服务)与私人投入一样是生产性的支出。在该类经济增长模型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被完全内生化，并成为增长的催化剂。为简明起见。我们只以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模型为切入点，讨论财政支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路径。 　　 　　(一)基本分析框架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 　　1．政府购买一部分私人产品，然后向私人生产者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 　　2．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的公共产品。比如政府向私人提供研究开发补助：向私人生产提供降低物质资本购买成本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社会环境等。 　　3．政府执行平衡预算，其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为税收(对总产出征收比例税)。 　　同时，假设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即： 　　 　　　 　　 　　(二)财政支出的政策空间 　　经过上述理论模型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基本作用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聚焦于G的指数正好等于1-α的特殊情形，此时K和G的不变报酬意味着经济能够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由此来分析财政支出政策空间。 　　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为：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一提供与私人投资互补的公共服务一提高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推动经济增长。剖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会发现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财政支出政策路径。即财政支出从总量上看，其生产性主要反映了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规模，假如现实的财政支出范围超越了公共服务的范围，那么财政支出就失去了对私人投资的互补性，甚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效应。从结构上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反映了财政支出的优先支出领域。 　　 　　三、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西方财政支出的理论和百年实践表明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是一不可逆转的规律，瓦格纳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工业化经济中的社会进步对政府活动所提出的日益扩大的需求：即工业化―人均收入增加―政府活动扩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可见财政支出的规模体现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不同财政支出规模下的政府在实现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绩效方面表现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