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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录得见斋本和宝善堂本目次差异浅论 　　摘 要： 《得一录》是清人余治在其半生行善过程中，辑录古今各种善举章程汇编而成的一部著作。此书首刊于同治八年（1869）苏州得见斋，全书共分十六卷，乃余治亲手勘定。光绪十一年（1885）长沙宝善堂重刊时编订成八卷本。得见斋十六卷本和宝善堂的八卷本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八卷本对十六本目次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这种修改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动，而是内在逻辑的改弦更张，它使全书在整体上的结构框架被打破。两种不同的编排方式实际上是编撰者编撰理念和所期目标不同而造成的，我们通过两版本目次的互相参照，对它们各自面貌进行较为深入的体察，并以此找寻到关于修改原因的蛛丝马迹。 　　关键词： 余治 《得一录》 得见斋本 宝善堂本 　　一、《得一录》各版本简要介绍 　　《得一录》是清人余治在其半生行善过程中，辑录古今各种善举章程汇编而成的一部著作。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得一录》大体有三个版本系统，分别为十六卷本、八卷本和重订本。十六卷本包括最早的得见斋刻本及同治十年羊城爱育善堂刻本、同治十一年河南刻本，后两个版本和得见斋刻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不过是序跋的毫末变动。八卷本包括长沙宝善堂刻本，以及随后的清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刻本，后者沿用了宝善堂本的体例内容，只是删掉了宝善堂放在卷首的那部分募刊内容①。此外为重订本，即《重订得一录》，此本乃余治同乡蔡文鑫、杨钟钰于民国甲戌（1934）年间所编，由上海人文印书馆印刷，亦分为八卷。因时代已变，相应的全书整体内容和余治原书有很大出入，反映出了民国时期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此处不再多作展开。 　　南开大学图书馆惠清楼《〈得一录〉版本考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一文考察了该书得见斋十六卷本和宝善堂八卷本的版本情况。由于《得一录》这部书尚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本文将继续讨论这两种版本的相关问题，以下简称十六卷本和八卷本。 　　二、十六卷本和八卷本目次对照表 　　为更好地比较十六卷本和八卷本两种本子的目录差异，先将其列为对照表如下： 　　根据以上所列，可清晰地看出八卷本对十六卷本目次的改动。这种改动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情况。 　　微观上的变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字词的改正。十六卷本目次中一些标题和实际正文并不完全相符，八卷本予以了纠正。如“范氏义庄章程”改为“范氏义庄规条”，“教孝条件”改为“教孝条约”。（2）部分原附属性标题变为独立性标题。如“花样代字式”、“续神童诗”。（3）提取部分十六卷本目次中未显示出的篇目标题编入目次，这类情况最多，这也正是八卷本目次大大多于十六卷本的原因。（4）去掉一些原有标题。如“良法附纂”、“义门族约”。（5）增补新添内容的标题，如“长沙常氏抚养童媳条规”。 　　与此相比，宏观的变动，即目次整体的重新排列组合，最为重要。八卷本对十六卷本的拆分组合基本遵循以类相缀原则。例如，第五卷综合了原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就是对教育风化主题的归纳。八卷本把十六卷本卷四的《冬月收养遗孩规约》和卷十三的《抚教局章程》归放在一起，从而形成相互承接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卷十三中的其它三个标题也相应分归于其它卷次，这样原来目次的组合随之解体。这种重组，是八卷本对十六卷本的完善，使其更具条理。 　　但是并非所有变动都可以如是观之，其主要显示在八卷本对十六卷本卷一卷二的处理方面。毫无疑问，《范氏义庄章程》和《同善会章程》是被余治极为重视的，无论是从其所居全书卷一的显要位置，还是其篇幅内容都可以看出。但在八卷本中，《范氏义庄章程》虽仍保留在第一卷，其位置却被后移，置于全书首位的是十六卷本中卷九的内容。《同善会章程》则被移到第六卷，我们如果细看同列一卷的劝善提纲、身世十二戒、不费钱功德条例，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劝诫类，《首善堂章程》以“教孝惩逆”为主旨，也更加偏于警示劝勉。虽然同善会亦有此类内容，但绝非仅限于此，八卷本中同善会的受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再看十六卷本中，卷二保婴类是唯一单列，不夹杂其他内容的一卷，余治如此安排肯定有其特殊原因，而在八卷本中则被移后至第二卷最后一个层面，同样也是失去了其在十六卷本中的特殊位置。这种鲜明的差异性以及相关问题即是下文探讨的核心。 　　三、十六卷本目次面貌和形成原因 　　余治在其跋文对所编《得一录》言：“凡亲亲、仁民、爱物，以及养生送死、兴利除弊、移风易俗诸善举，各以觕备……”。在《余孝惠先生年谱》中“同治八年己巳六十一岁”一节中，提到《得一录》刊成一事时，对此书有“大旨以亲亲、仁民、爱物为纲，条目甚具”的解释文字。对于以上两言，如从全书整体的角度理解，确是如此，书中所收录各种善举甚为详备，但因此认定十六卷本篇章排序即是遵循亲亲、仁民、爱物的理念，就有些不妥，相反的是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