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和分析.docVIP

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和分析 　　主持人语：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外国文学研究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之加以考察和分析，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外国文学研究的演化规律，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建构，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本专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部分成果，聚焦于新中国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在新中国的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很有代表性。3篇论文在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对普希金诗歌研究、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探讨了这些研究的特征、方法、热点和争议。论文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受到社会文化格局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很好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 　　（申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一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一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关键词：新中国60年；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考察与分析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张铁夫 宋德发 　　中图分类号：10―03；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083―05 　　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之名传人中国。1903年，他的第一部汉译作品《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问世。耐人寻味的是，在1927年之前，汉译普希金作品几乎均为小说，没有诗歌（这里所言的“诗歌”主要指狭义上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并不包括其他诗体作品，如童话、戏剧、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也就是说，普希金是以小说家的面目进入中国的。翻译的缺席导致评论的乏力，故在1927年之前，只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等文章简略论及普希金的诗歌。 　　1927年，孙衣我翻译的《致诗人》一诗在《文学周报》第四卷第18期发表。此后，普希金的许多诗作陆续得到翻译，普希金“诗人”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与此相应，普评①开始关注普氏的诗歌，并对那些反抗专制和压迫、讴歌和呼唤自由的诗篇给予热烈的赞颂。普希金的声誉日隆，以至在三四十年代，他不只是一位诗人，还成为国人信奉的文艺偶像。也正因为掺杂着过多欣赏和崇拜的因素，导致这一阶段的普评虽然数量较为可观，且不乏激情和亮点，但不免局限于表层的介绍、鼓吹和推广，很难深入到学理的深处。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研究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诚如吴元迈在1999年的一次大会报告中所言：“5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经过了五代人的艰苦跋涉与辛勤耕耘，走过一条复杂的不平坦之路，与我们的政治风雨同步。”往后推延10年，就会发现，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诗歌研究也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像其他学术事业一样，普希金诗歌研究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最终还是迎来了绚丽的彩虹。如果分阶段进行考察，它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 　　一、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 　　新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和“旧中国”彻底分道扬镳，但是与苏联的关系和感情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就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文章明确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