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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交往行为理论和行政执法 　　摘 要 尤尔根#8226;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发现了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一发现对加强和推动文明执法,化解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交往行为 和谐社会 行政执法 　　中图分类号:D036文献标识码:A 　　 　　一、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中的“行为”是这样阐述的:“我所说的行为只是这样一种符号表达,依靠它们,行为者至少与一个世界(但一般都是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哈贝马斯强调行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这些话说的很明白,无需更多解释,人总是社会的人,不能没有交往行动,不能脱离种种交往关系,而必须生活于交往行动的联系之内。哈贝马斯认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沟通过程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 　　对交往行为中的相互“沟通”,哈贝马斯是这样进行阐述的,“沟通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之间取得一致的过程。” 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达成合意对同一问题形成共识,“共识或者是通过交往实现的,或者是在交往行为中共同设定的,它具有不同的命题结构。依靠这种语言结构,不能仅仅把共识归结为外在作用的结果,共识必须得到接受者的有效认可”。 这种在沟通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取得的偶然的意见一致是有区别的,这种共识具有合理性的基础。共识既有可能通过外在的强制强迫人们同意达成,也有可能通过说服、证明,使人们之间的意见和看法相一致。交往行为理论中所承认的是用充足的论据去说服人,“对话中唯一允许的强制是较好的论证的强制;唯一允许的动机是通力合作寻求真理……对话过程中除了论证之外,不会承认任何东西。” 这里所说的论证是指这样一种含义:“参与者把有争议的有效性要求提出来,并尝试用论据对它们加以兑现或检验。一个论据包含着种种与疑难表达的有效性要求有整体关系的理由。一个论据的‘力度’取决于具体的语境和充足的理由;此外,这种‘力度’还取决于论据能否使话语的参与者信服” “沟通”在交往行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把它看作是与策略行为区别开来的标志。这里的策略行为笔者认为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暴力而迫使他人达成所谓共识的行为。“根据不同行为者的行为是用‘理解(沟通)’还是用‘影响’来协调这一点,可以确定它们是‘交往行为’还是‘策略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策略行为与交往行为都是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行为,但是交往行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策略行为的行为者则忽略了另一个行为者的存在的。交往行为经常和合理性联系一起,哈贝马斯常称之为交往合理性(或理性)。具体来说,哈贝马斯把这种人与人的交往中重视论证作用视作一种理性。他说:“这种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这种合理性既表现为交往的主体本身的一种能力,也表现为主体能够运用论证的方式。哈贝马斯说:“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它表现在总是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行为方式当中。这就意味着,合理的表达可以得到客观的评价。” 　　二、交往行为理论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 　　行政执法活动贯穿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领域,和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行政机关实施最为广泛的活动方式之一。我们可以从行政执法行为的特点来了解和认识这种行为:“首先,从执法活动主体来看,任何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都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受级别限制,同时进行执法活动也是各级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而行政立法活动与行政司法活动的主体则要受严格的法律限制,只有少数行政机关才享有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其次,从执法活动的表现形式来看,行政执法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征收等,并且随着行政管理的需要逐渐增加新的执法方式,而行政立法活动和行政司法活动表现形式则较为单一,行政执法活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在和谐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中,被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