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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绘画功能和时代精神 　　读《石涛画语录》，至尊受章第四有旬日：“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勃然心动，一艺之成，感天动地，参天地之化育，而表现“乾旋坤转之义”。石涛用他独到的视角，精辟地阐述了中国艺术“天人感应”独特的体悟世界的方式。也是石涛在他处的时代通过艺术传递时代精神发出的真诚心声。 　　回顾中国民族的艺术历史，一直以来，文化的先哲们，总是善于在周遭的事物中，在物、象、迹之中寄寓情感。又同时在情感的生发中，借助心、身、手、笔、墨，特定的精神载体，传递对物、象、迹的认识，实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审美境界。不仅如此，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实现抚慰人生，完成对人身心愉悦，审美功能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代精神的框架下，对人类社会的政治、伦理或宗教起到宣教的功能。从而担当文化表率的作用而得以永存。 　　 　　(一) 　　 　　所谓的时代精神，只有在亲鉴特定历史时期作品的解读与赏析中，才能找到合于历史风貌的更深刻的解答。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像也。……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把艺术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教育功能的体现。 　　这种具有宣教功能的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中，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绘画艺术的主流。东晋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就是取材汉代刘向所作的《列女传》，为宣传封建伦理思想的典型作品。还有《女史箴图》，也是作为艺术宣教功能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政治的需要，艺术常常在政治面前充当工具，或是在建立政治秩序时的文化手段，或是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而还原历史事实的文本见证。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无疑是唐初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表。唐初政权的建立和强盛，大唐帝国政治秩序和法度的确立，以及政治宣传的需要，为阎立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大题材。在他这里，艺术创造和表现时代精神有着完美和谐的统一。 　　然而，艺术作品作为文化载体，也同时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个性”意识的高扬，艺术创作者“自我存在”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当创作者主体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个体存在价值时，在艺术创作中时代精神的表现，就呈现出完全异于“宣教”的形式。 　　陈师曾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写《中国绘画史》时，有一段总结：“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始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此兴起，渐见自由之萌。”这里的“艺术自由”，即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人性”的思考，在艺术中寻求精神的归宿。自觉意识的唤发，便有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追求。 　　在这种情形下，艺术家创作时在审美精神的参照中，画笔也从社会功用走向了自身的单纯。“时代精神”内涵的注解，也补充到了新的内容。这一点，在看唐人绘画中描绘世俗生活的众多仕女画作品时，便可清楚的感受到这种转变。品读唐人仕女画，那种“曲眉丰颊”的描绘特点，应该是唐代人物画最为典型的时代精神了。从《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中，大抵都能看到这样的时代特色。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唐人眼中，看到这样的作品，这无疑是当时最前卫的“当代艺术”。 　　在唐人那里，当绘画完成世俗意味为主题的时代精神表现时，艺术也就从宗教、政治任务和伦理理想的历史文化形态中挣脱出来，走向“人性”和人的情感宣泄的自觉。也同时将艺术创作主体，由先前地位卑下的工匠，或者称为画工，而转变成了从事精神劳作、引领人们精神享受的“画家”。这种自觉，凸显出来的绘画功能，即是由“助人伦、成教化”的宣教功能向艺术的“赏娱”审美功能的转变，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突出象征。 　　 　　(二) 　　 　　当绘画的功能以“赏娱”审美为主导时，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就和“宣教”功能为主导的绘画大异其旨。如果说“宣教”功能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具有视觉经验的直接性、简明性，那么，审美功能的艺术作品在表现时代精神方面，就要抽象的多，也丰富、深刻的多。在“审美”的精神关照中，艺术主体的视点也自然从“图鉴”转向更多自身的关照，以及自身以外的周遭世界、自然万象，人和自然同在，从而挖掘到人自身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时代精神也在不自觉间走向人与自然同在、生存价值感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中国绘画上，表现直接和突出的应该说是五代、两宋成熟并臻于完美境地的山水画和花鸟画。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五代、两宋山水画和花鸟画艺术的时代精神风貌，其精神性、人文性是那么的鲜明！“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以及“百代标程”的荆、关、董、巨，无不是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人的个人价值的完美表现。尤其是当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