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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材和用教材教辨析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课改提出的新问题之一。实际上它对语文学科的意义与对其他学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其他学科里，它的意义在“如何正确处理教材”的范围内，其主要内容是要求课堂教学向课堂外拓展，向教材外拓展，其实质是“教学与生活相结合”。在这样的论域里，所谓“教教材”是指“教书本知识”，教教材所框定的知识；而所谓“用教材教”是指课堂教学中，教材上的书本知识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教教材上的书本知识的目的是“教学生生活”，这就是所谓“生活化”的教学理论。在这样的理解中，“教材”只是“教生活”的一个起点，一个线索，一种凭借。简单地说，“教教材”就是“教知识”，“用教材教”就是教教材所指引（隐藏）的生活实践。 　　语文学科引入“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理论，就我所见，源于王荣生教授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王荣生教授是在“语文教学内容”的论域里展开对“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理论的辨析的，“教教材”与“用教材教”是两种不同的“语文教学内容”和“教学内容的不同产生方式”。王荣生教授非常重视老师们在课堂里到底教了些什么东西给学生，照他看来，“内容问题”可以分成“课程”“教材”“教学”三个层面，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课程内容”是“学生需要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它解决“语文课教什么”的问题；“教材内容”是指“为了有效传递课程内容诸要素而组织的文字与非文字材料”，它解决“用什么去教”的问题，是语文教学中的“交际的对象”，而不是“学习的对象”；“教学内容”“从教的方面说，指教师在教的实践中呈现的种种材料及所传递的信息”，它解决“实际教什么”的问题。当前，“语文课程内容”还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语文教材编写的注意力大都放在选文的选择与安排上，没有一个由“课程内容”向“教材内容”的转化过程。因此，直接“教教材”，很难让学生学到“学生需要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王荣生教授提倡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对“语文课程内容”有所研究，然后更重要的，是利用教材积极主动地开发出自己的“教学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教材内容”只是开发教学内容的凭借、手段，并不是“教学内容”本身。语文教学不是教教材（选文）本身，而是教教材（选文）所包含的“关于诗文和读写诗文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这就是所谓“用教材教”的“教学内容”论域的意义。 　　这样，“教教材”与“用教材教”在语文学科这个范围内的意义就有两个：一个意义与其他学科一样，“教教材”就是指教书本知识，“用教材教”就是教教材所指引（隐藏）的生活实践，其理论命题就是“教学生活化”，其操作要领是先教教材上的内容，然后再向生活实践拓展；另一个意义则是指“教什么”及“教什么”如何产生，“教教材”是指直接将“选文”当做教学内容，“用教材教”的意思是，语文课要教的东西，不是选文本身，而是从选文中开发出来的知识。 　　当前语文课程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教学内容的重构。本来这是课程改革中应有之义，语文课程改革就是要改语文课堂里教的那些内容，如果教的内容没有变化，其他东西变来变去，意义都不大。但是，这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引起课改设计者应有的重视，“语文课程内容”这一问题实际上被虚悬起来。老师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些新观念，也在积极尝试各种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但语文教学的整体面貌并没有多大的改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原因就在这里：瓶子换了，但里面的酒没换，课堂里老师教的、学生学的，还是老一套，“该教的没有教，不该教的乱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的理论，从“教材”这个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引起了人们的响应。 　　正如前面所述，在语文学科内，人们关于“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改善语文教学内容也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加强语文教学与生活的沟通，把很多生活内容引入语文课堂；一种是继承了“双基”教学的思想，强化“知识教学”，强调对选文作知识化的处理。这两种理解，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种理解是针对过去语文教学中广泛存在的技术化倾向、操练化倾向，忽视了语文教学与生活有天然的直接的联系，强调语文学习要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第二种理解则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语文知识学习的忽视和贬低，强调语文知识教学在语文课程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这两种强调都是正确的，都是符合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的。但是，在一些老师的实践中，它们都有一些偏差，都有一些极端化的现象存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第一种理解中，由“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的理论，暗含着语文生活化的理论主张，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课堂教学向课堂外、教材外拓展。这里有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