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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垄断近代中国邮政业研究 　　[摘 要]近代邮政体系建立之前，中国存在官方邮驿和民间邮政两套服务体系。前者18世纪末逐渐衰落，后者则在18世纪中叶快速发展，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中国近代邮政垄断地位的确立与国家支持分不开，以福建批信局为例，国营邮局以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采取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邮资、颁布执照并严格管理，限制分号设立和信件自带，严厉打击走私，逐渐掌控批信局及其业务，最终确立了国营邮局在侨批寄递市场的垄断地位，具有浓厚的行政垄断特征。 　　[关键词]竞争 垄断 福建批信局 国营邮局 关系 　　[作者简介]焦建华(1974-)，男，湖北省天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631．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142－06 　　在近代邮政体系建立之前，中国有官方邮驿和民间邮政两套服务体系，前者18世纪末逐渐衰落，而后者在18世纪中叶快速发展，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出现于19世纪初的批信局也是一种民间邮政组织，专门为华侨寄递信款(即侨批)，营业全凭个人信用，“非一种买卖之营业性质，纯系一种传递之性质”，信件多无详细地址和具体收信人姓名，邮局根本无法寄递。业务兼具金融性质，汇款与信件合一，信封外直接写明款额，以小额为主，银行也不愿经营。然而，批信局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帮号”制、三盘制、代写信件和上门收送等诸多特殊经营制度，并利用遍布各地分号、商号和杂货店以及邮局、银行等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经营网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上千家批信局遍布闽、粤、港及东南亚各大小口岸及华侨聚集区，经营网络甚至深入到国营邮局所不及的闽粤内陆偏远地区，深为侨民和侨眷所信任，在侨批寄递市场占据主导。因业务交叉与利益冲突，成立于1896年的近代国营邮政在国家支持下逐渐走上排斥并最终完全取缔传统民信局之路，确立垄断地位。虽然批信局因特殊原因并未彻底取缔，但已不足以影响国营邮政业的垄断地位。近代国营邮政的垄断地位如何形成，很少有学者进行梳理和详细分析。本文即以1928―1949年期间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的关系为例，从一个细分市场详细分析近代民营和国营邮政业的关系，厘清国营邮政垄断地位的形成过程及特点，并探究其深层原因，以期准确把握近代邮政业的发展，及对当前邮政改革有所启示。 　　 　　一、存废之争：批信局与邮局之冲突(1928－1934) 　　 　　由于侨批信款合一，有钱必有信，有信必有钱，因而批信局注定要与国营邮局发生业务竞争。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政权基础日益巩固，加快实施取缔批信局的政策，希冀分离民信与汇款业务，实现邮政与银行业的专业化，侨批业与邮政的利益争夺与争端日益尖锐化。1928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所有各处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内一律取消”。此举遭到国内业者和海外批信局的广泛反对，交通部在内外压力下取消原令，南京国民政府又走上前任政府的道路，逐步限制批信局，为最终取缔奠定基础。 　　 　　(一)增加邮资的争议 　　1929年，邮政总局派专人到厦门和汕头考察，认为仅按国际邮资半数计算，厦门和汕头一带批信局寄往南洋的信件平均每年就可增收邮资7．2万和9．6万余元，因而决定自该年11月提高邮资，因顾及民间反对，迟至次年5月才实施，不过继续沿用总包制。1933年，由于金价上涨(中国以银本位收取国际邮资)、东北邮权丧失等因素，邮政总局决定提高邮资，遭到侨批业者及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等强烈反对，他们先后向邮政总局、交通部、外交部、行政院和国民政府等各部门交涉，要求收回成命。旅京华侨大会也反对增加邮资，认为增加邮资加重了侨民负担，背离了国家的责任。但是，交通部并未顾及业者反对，9月实施新邮资标准。此后，邮政总局又规定，贴足国际邮资的侨信送入内地时必须缴纳国内邮资，回批寄到国外时也要缴纳国内邮资，即对侨信实行双重邮资制。 　　 　　(二)执照的控制与管理 　　1930年，邮政总局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各批信局必须到邮局挂号领取执照，同时停止发放新开业牌照，随后颁布《民信局挂号暂行办法》五条，严令所有民信局(包括批信局)1930年年底前必须到邮局登记挂号、申请执照，执照由邮政总局直接颁发，年年更新，而且所有收寄邮件必须封作总包交给邮局寄递。邮政总局对批信局的规定日趋严厉。1931年4月，邮政总局先核准1930年前营业的批信局，领取执照期限也延迟至年底。然而，邮政服务设施不完善，很多地方邮局根本无法服务，邮政总局不得不将对第五条作出补充规定，“发至或寄交之地方如未设有邮务局或信柜，或其他为村镇信差投递所不及，准暂由民局自行寄递；惟中途经过之地方，设有二处或二处以上之邮局，同时设有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