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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内容摘要：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赛亚?伯林提出的自由的区分，这种划分对人们理解自由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作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的政治实践。本文主要论述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想来源、以赛亚?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批判、笔者对两种自由观的解读和两种自由观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 以赛亚?伯林 　　 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来源 　　 以赛亚?伯林在著作《自由论》中首次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对概念。他这样定义消极自由：“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1]，即他认为消极自由是不受他人的干涉。他进行了这样的论证，只有当某人被人为地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才能说是自由被妨碍;而个人由于自身没有能力实现自由不能说这个人没有自由。对于积极自由，柏林认为，“自由”一词的积极内涵意味着个人想成为自己的主人，个人希望决定自己的生活，希望行动的动力源于理性和内部，而非源于外在的条件。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的直接来源是邦雅曼?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在书中，邦雅曼?贡斯当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是积极持续地参加集体权力，是对社会权力的分享。现代自由是受保障的私人性质的权利，强调个人独立，只受法律的约束，其权利不受他人的专断意志的影响。 　　 二.积极自由的思想源流 　　 爱比克泰德是斯多葛派晚期的代表人物，他主要从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和自由与人的欲望的关系这两方面论述自由。在自由与人的欲望这一方面，他认为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如果一个人他希望获得某样东西，他就会受到可以控制这件东西的人的奴役。人们满足欲望并不能获得自由，因为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便某人的身份从奴隶变成元老院的议员，但他也一直受到欲望的驱使，被驱使他的欲望的人所控制，所以自由不是通过对欲望的满足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欲望的克制实现的。在爱比克泰德看来，自由意味着独立，只有在真正取决于自身的事物的范围内，人才是自由的。而人总是受制于外部的环境和条件，连人的身体、财产、亲戚朋友都不是完全受自己掌控的，人除了自己的内心可以被自己完全掌控，其余所有的方面都受到外在条件或者他人的影响甚至控制。为此，要达到自由，即不受他人控制，只能在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自我的内心中才能实现。所以对于爱比克泰德来说，自由不是去改变外在的世界，而是使自己的内心和意愿适应外在的变化，这是一种妥协和退让的方式。 　　 卢梭也是倡导积极自由的思想家之一。卢梭首先从自然状态开始论述，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的行动都只受自己意志的控制和支配，个人拥有自主权，卢梭将之称为自然自由。但是自然状态不是持续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自然状态下危及他们的生存的障碍之大，已经超过了每一个人为了在这种状态下继续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因此，这种原始状态已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灭亡”[2]，所以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创建了一种新的人身与财产的结合形式――社会契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与其他人相联合，但所服从的只是他本人，享有同他在自然状态下一样的自由。并且这个契约规定的十分明确和清晰，只要稍微变动，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他此前的权利，就可以享有天然自由。也就是说，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不会影响人的自由，个人意志并不会受到他人的侵犯，因为一切都处在法律的保护之下。由于此前提到的自然状态的恶劣，人们必须让渡自己的权利给共同体，即社会契约则要求个人将一切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为了保障社会契约的实效性，个人不能不服从公意，因此谁不服从公意，共同体就需要强迫他服从公意，即迫使他自由。 　　 三.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评判 　　 以赛亚?伯林对爱比克泰德和卢梭的积极自由观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前者会导致“幸福的奴役”，后者会导致“强迫他人自由”。柏林认为，爱比克泰德所代表的斯多葛学派的自由观是“退居内在城堡”的体现，爱比克泰德受外在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自己欲望的自由，从而退回其内心，在内心中寻求自由。柏林认为，这样的自由是禁欲主义的，放弃对外部条件的争取直接退守内心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在他看来，这种自由的结果即便某人的外在处境很不好，是一个奴隶，但他可以克制欲望，掌控自己的内心，获得内在的自由。但这种情况的意味着成为他人的奴隶也可以获得自由。但是奴隶怎么会有自由呢？这是柏林提出的“幸福的奴隶”的悖论。 　　 柏林对卢梭的批判就更深切了，他对卢梭充满了愤怒，甚至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卢梭对积极自由的论证成为了独裁者进行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柏林认为按照卢梭的观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