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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和纯化庄子研究两大误区 　　[摘要]阉割与纯化是庄子研究存在的两大误区。阉割表现为：主旨对材料的阉割，方法对文本的逼迫，说到底就是一种主旨先行，在《庄子》中寻章摘句，甚至不惜故意扭曲庄子的本来面目，以求印证主旨的做法。纯化表现为：将庄子预先认定为属于某种纯粹思想的人，然后质疑《庄子》中不符合这种纯粹思想的内容的真实性，认为这些内容属后人伪托羼入。 　　[关键词]庄子；阉割；纯化；误区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3-0022-03 　　 　　一、义理阐发的弊病：阉割 　　 　　纵观庄学史，我们大体可把庄子研究分为考据校释与义理阐发两派。前者注重音义校释、生平考辨、版本考订、去谬正伪等语言学训诂和史学考证，倾向于“我注六经”；后者注重理论体系、比较论述、思想挖掘，主体发挥等哲学建构，倾向于“六经注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派相反相成、平行俱进，共同为庄子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现代学术使得语言学、史学与哲学分科治之，尤其是西方解释学勃兴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哲学研究逐渐远离了传统的考据学资源，在解释学所提出的“不存在超越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纯客观理解”的理论的鼓吹之下，大多数学者鉴于现阶段考据学对还原《庄子》最初文本的无能为力，放弃了对庄子本来面目的回溯，于是义理阐发势不可挡，逐渐占领了庄子研究的大半壁江山。 　　面对义理阐发的高歌猛进，我们固然从中目睹了许多令人欣慰的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及研究视野的开拓，前者运用了如现象学(以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为代表)等新的理论范式对庄子的思想进行解读，试图挖掘庄子思想的现代性和普世性；后者则引入了如海德格尔(以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为代表)等西方学说作为对庄子研究的比较参照，试图在辨异求同中沟通中西文化精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义理阐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自身令人心忧的异化，主要体现为：主旨对材料的阉割，方法对文本的逼迫。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主旨先行，在《庄子》中寻章摘句，甚至不惜故意扭曲庄子的本来面目，以求印证主旨的做法，其目的就是借庄子之旗号壮己之声势。这种做法所引发的解释过程的任意性可想而知。更有一些食洋不化的学人，他们对《庄子》这样一部中华文化经典已全然丧失了敬畏，将其仅仅当作西方学说舞刀试枪的跑马场，用西方学术语汇肤浅比附庄子。 　　反思当下庄子研究现状，学界存在一种浮躁的研究心态。人们往往在还没有细读庄子的情况下(有的甚至没有通读)，就开始对庄子激扬文字。于是乎望文生义纷至沓来。略举一例：在当下生态主义思潮的强势影响下，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庄子，希图在庄子身上发掘出解决人类与自然界间矛盾的理论资源。他们在论述庄子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常引用《刻意》篇中的一句：“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和《知北游》篇中的一句：“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以印证庄子对大自然的热衷。这就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习非成是。第一句话中隐逸山泽的江海之士并不是庄子 　　推崇的人格，相反，却是一种刻意自鬻、不值得称道的表现。在紧接下来的论述中，庄子写到：“若夫不刻意而高……无江海而闲……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也就是说，只有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内心仍能保持安闲的人，才是真正的得道圣人。在庄子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心中淡然，那么他自然可以无所不适，又何必多此一举，跑到山林江海之中静修隐居?! 　　而第二句中对山林的欢欣之情恰是庄子反对的。庄子认为，正是由于人心易受外物滋扰，所以见到山林才会感到欢欣，而这种欢欣极不稳定，因为人心易扰，悲哀可能接踵而来。这种因外物影响而变化不定的情绪，被庄子称为“内化而外不化”，乃是一种伤物的表现，势必也为物所伤。而圣人却能做到静以待物，外化而内不化，故而哀乐不入胸次。以上绝非笔者标新立异的理解，而是诸多注庄者的一种普遍认识。如成玄英疏曰：“此乃无故而乐，无故而哀，是知世之哀乐，不足计也。”而姚汉荣等更是将此句译为否定性的反问语气：“山林哟，原野哟，是供我们高高兴兴地取乐的吗!”可见，引用这句话来印证庄子对大自然的喜爱也显然不恰当。 　　其实，在庄子所处的时代，人类刚从殷周时期的鬼神宗教意识中解放出来，其力量还远未强大到足以与自然界对峙的地步，对自然界的侵害非常微弱，与自然界的矛盾还没有显露。故而自然界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更不可能成为庄子关注的对象，突显为一个生态问题。而自然界概念之产生，其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界关系恶化的一个刺耳警报，这表明人类已经以“灵长”、“尺度”的尊贵身份，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并将自然界当作一种异己的物质对象来对待。在当今生态主义思潮的强势影响下，一些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