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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救赎和神性救赎及其现代启示 　　摘 要: 中西方传统文化对道德内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直接引起了中西方道德范畴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救赎观的不同。本文拟就明朝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桑尼尔?霍桑的《红字》所反映出来的道德观进行比较,来探究和揭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救赎观的差异:一个主要是现世的救赎,一个主要是神性的救赎,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更合理的救赎观。 　　关键词: 《西游记》 《红字》 道德救赎观 差异 　　 　　道德观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具有“现实约束性和理想导向性的双重特质”[1](P34)。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P2)。但从道德的起源来看,西方基督教把道德视为神的意志,人若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就违背了道德,只有诚恳地向上帝忏悔以求宽恕,才能重返上帝赋予的道德世界[1](P34);与基督教相似,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内涵的构成,道德被看作是天命或神的意志,是上天通过“启示”或“徵兆”指示皇帝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2](P25)。不难看出,中西方传统文化里对道德内涵的理解相同之中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直接引起了中西方道德范畴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救赎观的不同,本文拟就明朝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所反映出来的道德观进行比较,来探究和揭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救赎观的差异:一个主要是现世的救赎,一个主要是神性的救赎,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更为合理的救赎观。 　　一 　　“自汉魏六朝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汇合成中华文化的多重复合结构,凝聚着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因素在内的道德指向”[3](P29),并经过王朝更迭和时代变迁,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精神。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核心,“仁”即“爱人”,它表现在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基本的至亲至爱的家庭关系入手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框架推广开去,由“亲亲”达致“泛爱众”[1](P35)。没有了“仁”,就谈不上其他方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佛家讲“去杀”,讲“慈悲为怀”;道家讲“上善若水”。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佛家入世之中有出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爱人”,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爱上帝”。在中国文化里,若“不爱人”,则违背了道德的准则;而西方基督教信奉原罪思想,即人生来即有罪,它缘于亚当和夏娃对神意志的违背,又催生人类的一系列罪孽,现实生活中人们违背道德的事情实际上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所以必须终身赎罪[4]。可见,中国道德文化偏重于向善,西方道德文化偏向于抑恶。两种文化的道德观的差异必然直接引起相应的救赎观的不同。 　　本文选取两部都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品,附带宗教的角度看待中西方文化中的救赎观。《西游记》和《红字》虽然是两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作品,但却能较好地体现中西方文化中的救赎观的差异。《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马前往西天求取真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修得正果的故事;唐僧为了普渡众生而前往西天,而作为徒弟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都是有罪的人,可以说在道德上都有污点,在观世音菩萨的点化之下陪唐僧去往西天取经,最后都求得了正果;吴承恩用神话的笔触反映了那个时代黑暗的一面,但同时又将一种道德救赎观寓于其中,通过现世的修行积善求得正果,是一种现世的救赎观。《红字》则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霍桑式罗曼司的代表,以17世纪政教合一、清教主义占绝对统治权威的波士顿地区为背景[5](P98),通过对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海斯特?白兰和齐灵沃斯三人的犯罪事实与赎罪过程的描述,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们道德沦陷,以及沦陷后的赎罪方式,深刻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神性的赎罪观。 　　在《西游记》里,主人公孙悟空实际上是承担了“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三重身份[6](P140)。他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犯了重罪又赎罪的角色,在去西天路上一路降妖除魔,保护唐僧取得真经。他本来是天地之间孕育而生的一只石猴,后来因为向菩提祖师学了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地的本领,自以为了得,便回花果山自立为王,后因玉帝招安前往天界为官,但不满天界对其待遇,加上猴性十足,大闹天宫,把天宫搞得一塌糊涂,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等待取经人。孙悟空所犯之罪不轻,《西游记杂剧》中山神就对唐僧指出:“他有浑世的愆、迷天的罪,取经回后,正果圆寂。”[6](P142)显然,他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求得罪的解脱。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赎罪者而且是以赎罪的心态出现在取经队伍中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当然在保唐僧西去的途中,孙悟空起初也出现了打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