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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李诗真伪研究综述和辨析 　　摘要:“苏李诗”是名为苏武、李陵者所写的一组诗,历来研究者对此争论不止。对此,通过梳理这些研究者的观点,认为目前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证明的情况下,《文选》中所选的“苏李诗”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关键词:“苏李诗”;真伪;辨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9―0185―02 　　 　　“苏李诗”是苏武、李陵诗作的合称,现在我们所见的“苏李诗”最早见于《文选》,列于《古诗十九首》之后,包括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良时不再至》、《嘉会难再遇》、《携手上河梁》;又苏武诗歌四首:《骨肉缘枝叶》、《黄鹄一远别》、《结发为夫妻》、《烛烛晨明月》。“苏李诗”多为赠答留别、感伤人生,感情比较凄婉哀怨,艺术成就较高,形式也较为完整。 　　较早对李陵诗歌表示怀疑的是南朝颜延之。他在《庭诰》中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道:“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此后对“苏李诗”真伪的争论就未断。虽然如此,钟嵘《诗品》不但将李陵之诗列为上品,并赞之曰:“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赞誉不可谓不高。 　　一、文学史中对“苏李诗”真伪的研究 　　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要么不提“苏李诗”,像钱基博与林庚的文学史;要么在论述汉代文人诗歌或者五言诗的起源时涉及到“苏李诗”,均持否定态度。 　　在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列举了“苏李诗”为伪作的理由:首先,从萧统和钟嵘的记载来看,五言诗在枚乘、李陵之时已经臻于完美了,但现在所见汉初诗歌主要是楚辞体诗歌,不见五言诗踪影。其次,萧统、钟嵘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但对所录的“苏李诗”也是将信将疑;《汉书?艺文志》中所列诗歌与作者数量很大,却没有李陵诗;《李陵传》中只有一首“径万里兮度沙漠”而已。“苏李诗”是六朝人经历了被异族统治之痛后,对二人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便托名苏、李来抒发感情。 　　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未说明伪作的原因,只是认为“苏李诗”内容不符合其事迹,可能是汉末姓名不可考的文人五言诗由于后人附会而归到苏、李门下。在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文选》所载的“苏李诗”写的是离别之情、行役之苦,与二人赠别诗无关;诗中“江汉”、“河梁”、“山海”、“中州”等语,更与实际不符。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列其伪作的原因,基本包括了郑振铎和游国恩的观点。 　　以上几种文学史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苏李诗”的论述见于注释之中:“它们都是汉末佚名五言诗,产生的年代和《古诗十九首》大体相当,艺术水平、风格亦相近。” [1]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苏李诗”真伪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苏李诗”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郑文的《论李陵〈与苏武〉三首诗的假托》,胡大雷的《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松原朗、李寅生的《苏武李陵诗考》,汪春泓的《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等。 　　郑文的《论李陵〈与苏武〉三首诗的假托》从历史文献、文学发展历程、诗歌语言风格等角度论述了李陵诗是假托。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关于“苏李诗”的记载,而同时期其他作者的作品均有记录;诗歌表达的内容与史书中关于二人的记载不符;从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苏李诗”的出现有些突兀,不符合文学循序渐进的规律,诗歌语言与同时期作品相差较大,艺术成就也远远高出当时五言诗,因此必是伪作。 　　胡大雷在《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中提出“苏李诗”是东汉末年文人的代言,这与汉魏文人代人立言的风气有关。由于李陵、苏武的特殊遭遇,尤动文人感慨之怀,诗歌自然就容易代言二人。 　　松原朗、李寅生的《苏武李陵诗考》对《汉书》中李陵诀别苏武时所歌的带“兮”字的诗歌表示了疑问,认为它与西汉前期的抒情诗不同。对于二人的其他诗歌,认为是“苏李诗是成于汉末无名氏之手而假托李陵之名的组诗”。 　　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认为,从颜之推到刘勰都对“苏李诗”持怀疑态度,《文选》虽选了二人的诗,但却放置于不知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之后,说明编选者对这组诗也是举棋不定。史书中描写两人见面共有三次之多,每次都是借助李陵来烘托苏武,可信度不高。“苏李诗”内容与二人实际相去甚远,多为后代好事者将其移植到二人身上。 　　虽然“苏李诗”是伪作的观点一直未断,但认为其真作的亦不乏其人。主要有:雷树田《试论李陵及其几首五言诗的真伪》,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