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docVIP

邓小平和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 　　[摘要]基础科学研究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认识到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贡献卓越。他积极推动和促成一批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设施的建立；创立博士后制度和博士后基金，关心基础科研人员，巩固和发展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队伍；创制了保证基础科学研究得以持续的科学基金制，开启了基础科学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些措施为2l世纪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邓小平 新时期　基础科学 　　[中图分类号]K82；N09；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1―0051―07 　　 　　1978年的3月，规模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宛如一股清泉注入了科学工作者久已干涸的心田。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其诗人般的激情欢呼着“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自此，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而与此相适应的基础科学研究也获得了又一次新生。 　　 　　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注意到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其提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12个重点。1962―1963年，周恩来、聂荣臻等又主持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仍将“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定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之一。1949～1966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包括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之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础科学研究同我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尽管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恩来等对此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积极的纠正，但是基础科学从理论到实验都受到了错误的否定和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科学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这时反而拉大了。 　　1975年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在对铁路、煤炭、钢铁等行业的整顿开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科技界。7月，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座谈的基础上，第一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于8月11日完成。后邓小平又委托胡乔木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在与胡乔木多次讨论、交换修改意见后，“汇报提纲”四易其稿，报送国务院审议，而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第六稿则直接报送毛泽东。在这个充分反映邓小平整顿与发展科技事业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文件中，“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与“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并重，一起作为科学院未来十年的基本任务。这个文件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论述，强调科学实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很可惜，“汇报提纲”最终因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的中断而没有批发下来，甚至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而遭到批判。 　　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邓小平在整顿时期还多次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1975年7月9日，他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研究，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9月16日，毛泽东在《化石》编辑部写给他的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情况的信上加写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的批示使邓小平很受鼓舞，立即认为“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科学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再次提出对基础理论要恢复名誉。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教育部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时说：“对理论要恢复名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批‘基础’，批周培源的文章，把基础理论批臭了，基础理论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