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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灰色地带辨析黑和白 　　提要：评论一直是各媒体热衷的体裁，也是竞争、比拼、见功力的领域。本期特选发此文，供学习参考。 　　关键词：日本时评 卓南生 文化 　　报界、学界：差异何在？ 　　吕艳宏：2010年您从日本到中国任教。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了许多教研相结合的工作。之前您在日本学界供职21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6年，迄今为止，不论是执笔还是执教鞭，您始终在观察日本，撰写日本时评，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 　　卓南生：1989年，我从《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转到东京大学新闻学研究所任教时，很多人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转到大学之后，你是否还会继续写时评？也有旅日的学长劝告我今后发言得较为含蓄，不能像记者时代那样畅所欲言。因为，学界和业界毕竟不同，得有心理准备。当时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从学界到报界或者从报界到学界，只不过是重点的转移，而没有太大的差异。从1966年到日本留学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了，我的自我定位是，做学问不忘记现场；在现场当一线新闻工作者也不忘记研究。这与其说我是在这两者之间游弋，不如说是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两个重点，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而已。实际上，从大学读书时开始，我就认为“理论与实践应该相结合”，特别是新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门与现实紧密挂钩的学问。通过实践，印证或发现一些发展规律，实际上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无法替代的水分和阳光，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的自我定位和总结。 　　吕艳宏：您是既写报道又写评论，两者经常交叉进行。学新闻的都知道，报道要呈现事实真相，要讲究客观性和平衡。而评论则在于帮助读者在乱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需要做价值判断但又要克服偏见。您在报道与评论写作中对此的体会是怎样的？ 　　卓南生：1966年到日本留学，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1973年加入《星洲日报》肩负起社评的工作，但是我始终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是很不满足的。所以，尽管我的主要工作是内勤，写社论，但一有机会，我很愿意和年轻人一起出去采访。真正进行采访工作，满足我到第一线感受记者“临场感”的，是1987年我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东京特派员的那一段日子。当时，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左迁，但对我来说，却是如鱼得水。实际上，我那时已接获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但因为我总觉得，只是写评论，而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何况特派员制度，是我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担任研究主任及执行编辑期间极力向馆方建议设立的制度，我没有理由不做当特派员的选择。接着，我就完全投入了忙碌的采访工作。 　　只是写评论或者当编辑而没有采访经验，不像是一个完美的新闻工作者，因为新闻工作者还是要到现场捕捉信息和灵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使是后来转行到了大学也没有改变，我还是存有同样的心愿：一有机会就争取到现场去。我认为，“临场感”对于新闻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以这回日本众议院大选来说，我恰好在东京，就不放过观察投票日（2012年12月16日）前一天的几场重要群众大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首相分别在为其候选人助阵的场面及群众的反应。 　　吕艳宏：您觉得您写时评是从写新闻报道开始的吗？报道写到一定程度开始写评论？ 　　卓南生：我的情况也许比较特殊，很多人是先当记者，然后当编辑或者评论员。我在学生时代（1966-1973），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当时以写通讯为主，通讯稿中亦叙亦评，既不是全职的采访记者，也不是正式的评论员。加入报馆之后就不同了，我的基本任务是每周撰写两篇社论和大约6000字的《天下事》专栏（最初是3000字的《新闻眼》专稿）。后者内容包罗万象，不分区域和领域，最重要的是主题的时间性强，要求深入探讨和分析。记得当年为了撰写每周的长篇专栏文章，我往往是在发稿后的第二天，就得开始为下一期的热点话题而苦恼和忙碌。当时最怕听到某个国家发生政变之类的突发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来个恶补。为了捕捉最新信息，我往往是在截稿的前一天晚上9点才开始动笔，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报馆，交给排字房工友排版。现在回头一想，工作量虽然大，也的确很辛苦，但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积累。至于当特派员的时代，我主要是负起东北亚（以日本为主，兼顾韩国问题）的报道工作。由于是评论部出身，我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会经常分别刊于报上。 　　吕艳宏：那么，您的报道有没有评论风格？ 　　卓南生：相对而言，也许会比较重视时代背景，会点出问题的重心所在。所以，不只是平铺直叙的报道，而是报道再加上新闻解说。那段期间，我发出了大量的新闻稿和时评。有时，同一天撰写一篇报道和一篇评论，或者是亦叙亦评的“专稿”。一般而言，新闻记者的训练应该是报道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