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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和实践之辨 　　摘 要：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利器，它对于改善环境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对于何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新《民事诉讼 　　法》的颁布施行，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其中，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原告资格的分歧尤甚。笔者认为，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厘清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再加之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功能定位，使得对环境管理机关作为适格原告有诸多误解。本文沿此思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辨析，试图解决此问题。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境管理机关；环境行政执法；独立价值；适格原告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3 　　一、厘清几个基础概念 　　本文涉及几个重要的基础概念——公益、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环境管理机关，对后文的论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其内在含义，在使用时并未进行严格界定，所以有必要在本文第一部分对这些概念予以阐述。 　　（一）公益和环境公益 　　提到公益一词，大多数人都可或多或少地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将“公益”作为法律词汇来使用，必须对其进行更严格的界定。首先，“公共”的范围是什么？即享受“利益”的对象、主体的范围。此问题在法学界讨论已久，“一定范围内不特定的人”，“任何人，但不一定是全部人”，“以地域或阶级为基础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公益，从主体的构成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体利益，一类是多个人的利益”，可见，公益的受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但值得讨论的是，“多个人的利益”是否符合公共性？根据萨缪尔森的观点，公共物品[注：经济学家将公共利益界定为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消费一种物品并不会减少或阻止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意味着多一个人消费不需要支出更多的成本；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不可能将任何人排除在某种物品的消费之外， 意味着不能刺激消费者为其消费付费[1]。多个人的利益可以分属于多个人中的各个人，实质是多个私人利益的综合体，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明确的数字进行加减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公共物品的两个特征，多个人的私益组合具有封闭性，阻止利益组合之外的主体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德国的纽曼（Neumann），他认为对公益的判断首先要遵循“公共性原则”（即开放性），受益人是不确定的。公益是一个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而判断受益人的多少则是由该利益效果所及之范围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大多数人的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即属公益[2]。 　　上文为“公共”一词的界定指明了大致方向。但是谈到“利益”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利益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它处于动态变化中，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有时可以量化为物质实体，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精神、文化等无形内容。即使在本文探讨环境问题的前提下，从环境公共利益的角度讲，这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是“环境本身的利益”还是人可以从环境中获得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还是皆有之？这里要借助纽曼（Neumann）的“客观公益”[注：“客观公益”是基于国家、社会所需要的重要目的及目标——或称“国家任务”作为判断公益概念的要素。 ]观点进行解释，他认为应将对公益的认定由人的受益转化为目的的价值之上，即我们通过环境公共利益急需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显然，在环境质量恶化和环境功能下降时进行恢复和治理是我们当前急需实现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针对“环境本身的利益是否从另一种角度就是人的健康、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环境本身的利益不同于人身利益及财产利益”这样的讨论是徒劳的，我们不可能脱离人之利益去讨论环境公共利益，甚至是环境的内在价值。那么，就需要转变角度，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和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急需完成的任务。 　　通过以上对“公益”问题的相关阐述可以看出，公益即公共利益，公益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并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开放性，不阻止“未来人”进入；公益的利益内容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我们将此问题回避转化为通过“公益”要实现的目的或目标。由此，环境公益应是排除特定人利益组合的，通过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功能的下降可以惠及不特定人的公共利益。[注：本文以下内容中使用的“环境公益”一词，若无特殊说明，均是在此意义上使用。 ]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王 兰 　　：环境管理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与实践之辨 　　（二）环境公益诉讼 　　1.环境公益诉讼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