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和安多区域史研究.docVIP

藏传佛教和安多区域史研究 　　安多藏区在现代三大藏区中以“马区”而著称，似乎在宗教的氛围上远远不及以“法区”著称的卫藏。实际上，安多藏区与卫藏一样，同样存在普遍的藏传佛教信仰，可以说藏传佛教的思想支配着安多藏区蒙藏人民的全部心灵。李安宅曾经针对藏传佛教在安多藏区的地位指出：“一个喇嘛教寺院，是学府，是信仰中心，也是统治的机关”①。换言之，藏传佛教在安多藏区不仅是信仰的中心，统治着人们的心灵，成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与维护者；还是现实的统治机关，在实行政教合一模式的寺院中，更是掌握着民政、军事与司法大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式玉强调，在安多藏区的研究中，“看不见寺院，便看不见一切；看清楚了寺院，藏民的全体动态，也就能知其梗概了”②。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不仅构成了安多藏区区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内容，学习藏传佛教与掌握其相关知识更是理解安多藏区、深化安多藏区研究的前提条件。 　　首先，藏传佛教构建安多藏区的政统模式。在安多藏区，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程度，远超其他佛教派别的影响，凡是藏传佛教存在之处，就会存在各种形式的政教合一制。 　　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论者根据政教两权结合的方式，即以世俗权力为主还是以宗教权力为主，划分为两种模式。③ 但从安多藏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政教两权结合的方式远较以上两种模式复杂，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型。至于详细情形，杨红伟曾经做过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此不赘述。④ 唯其值得强调之处，乃在于清朝与民国时期，虽然加大了对安多藏区的国家政权建设，特别是在民国时期，依拉卜楞寺为县治，建设了夏河县。但由于其时国家政治权威的薄弱性与国家行动效能的低下，宗教的神权政治特点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甚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夏河县“拉寺之势力仍大致如故”⑤，“县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充其量只能达到县治左近半条街上以及黑错等地共计百数十户的旅居的汉人和汉回而已！”⑥ 而事实上，就民国在安多藏区的县级政权建设而言，虽然具有强调国家在安多藏区存在及其行动能力的意味在其中，然而其治所的选址本身，则已经证明了传统条件下，安多藏区藏传佛教在构建政统方面的能力。故张其昀曾强调：“拉卜塄不特为一宗教中心，亦政治经济之都会。夏河县之存在，实附丽于拉卜塄寺，犹青海同仁县附丽于隆务寺，事实如此，不可讳也。”⑦ 可以说，夏河县设治于拉卜楞寺，同仁县设治于隆务寺，因然是因为两者均因传统宗教、政治关系，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城镇，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辐射能力，抑或不如说这是在视其政教能力的基础上，一方面欲借助于其传统的政治影响力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努力，另一方面亦蕴含着促使其宗教权力世俗化的企图。 　　此种情形，不惟存在于夏河县与同仁县，即如同德县初设治于拉加寺、卓尼设治于柳林镇等等，均反映出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师论与藏区政教合一制的关系，乃在于上师灵格化与作为崇拜对象的绝对化，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以上师为核心建构基本社会关系的力量。换言之，当藏传佛教成为普遍的信仰时，占据了思想意识上的垄断地位，成为一切价值之元价值，从而造成其在世俗领域按照宗教的世界观再建社会结构。由此，世俗社会的社会结构便趋向与宗教领域的僧侣结构重合起来，在实现对人心统治的基础上，一种以宗教为主导力量的政教合一形式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教合一制形式。 　　其次，藏传佛教影响安多藏区的社会秩序。在政教一体制度实施的前提下，藏传佛教必然成为安多藏区社会稳定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研究安多区域史，尤其是区域制度史必然?x不开对藏传佛教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因为藏传佛教对于维护安多藏区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安多藏区的社会秩序。 　　藏传佛教通过寺院向社会民众传播其佛教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赋予寺院行政管理职能。元明两朝，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得到发展，蒙古统治者让萨迦派僧人主持宣政院事务；明朝在“众建多封”政策背景下，封赐和扶持藏传佛教各派。由此，安多藏区开始“大建梵宇”。至清初，安多藏区的寺院数量急剧膨胀，寺院即成为地方社会中较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寺院引领安多藏区的社会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塔尔寺、隆务寺、拉卜楞寺等著名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均为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因素。 　　同时，寺院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成为平衡区域稳定的重要因素。正如论者所言，“教外有教，教内有派，宗教分裂为教派和宗派是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现象”⑧。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也是教派林立，相互斗争。安多藏区在格鲁派成为主流后，教派之间的争斗逐渐减少，而格鲁派内部的寺院间的利益角逐逐渐抬头。尤其是相互毗邻的宗主寺之间，为了利益争夺，在各自的教区内发展成为以寺院为核心的政教集团。在此情形下，寺院核心联盟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一种新的冲突类型，无论其范围还是规模，均远远超越单纯的部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