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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斯华绥戏剧中国百年传播之考察和分析 　　作者简介：黄 晶，女，武汉大学艺术学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戏剧对比研究。 　　摘要：英国作家、戏剧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作品的译介及研究深受中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尔斯华绥戏剧传播以作品翻译、评论等宏观方面的研究为主，高尔斯华绥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揭露成为主要关注点。新中国建立后，高尔斯华绥戏剧作品迅速受到冷落，学界对其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78年至今中国掀起了外国戏剧研究热潮，但高氏的剧作继续遇冷，翻译和研究者寥寥。 　　关键词：高尔斯华绥；英国戏剧；社会文化语境；传播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11-0103-06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一位历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和温莎王朝时代的小说家、剧作家，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银匣》（The Silver Box）写于1906年，至1929年《屋顶》（The Roof），共完成了27个剧本，其中《银匣》《争斗》《法网》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的剧作在英国国内一经推出便大受好评，热演不衰。在欧美亦受热捧。英国国内赞誉他为20世纪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与同时代的萧伯纳齐名。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亦持此见。“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戏剧，一时呈现异常发皇的气象……而萧伯纳及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两人，更为国人所最熟悉，两人对于人生的态度颇有近似处，同为反抗社会不懈的战士。”（向培良，1936）[1]然而相对于萧伯纳在中国受到热烈而持久的关注，高氏剧作只在民国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当时人们较多关注高氏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不公问题的揭露。民国之后，高尔斯华绥的剧作可谓“怀才不遇”，其原因和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密不可分。 　　一、民国时期高剧的译介、研究与传播 　　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借鉴始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别求新声于异邦”成为我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走向，有识之士无不向世界发达国家寻求新文化，文学界把外国文学的输入作为要务。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可说无一例外。郑振铎在《文学丛谈》中说：“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得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以有发达的希望。我们从事新文学者实不可放弃了这介绍的责任。”[2]戏剧文学是外国文学的重要构成，而且长期担当思想启蒙之重任，这很切合企图利用通俗文艺样式开启民智的新文化先驱的需要。但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阅读外文原著，于是新文学开拓者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翻译的重担。1918年10月宋春舫在《新青年》杂志上推出《近世名戏百种目》，1921年《小说月报》公布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包含了20部戏剧（涉及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王尔德等剧作家的作品），《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戏剧》也纷纷连载外国剧作的译作或改译作。 　　郭沫若在《争斗?译序》中说“他（指高氏）的剧本介绍恐怕要以我这篇为嚆矢”[3]，其实，最早翻译高尔斯华绥剧作是中国近代戏剧的先驱陈大悲。《戏剧》1921年第一卷第一期、第三期和第五期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陈大悲译的高尔斯华绥（时译高士倭绥）的《银盒》（The Silver Box）。1923年的8月和9月《晨报副刊》又连载了陈大悲译的《忠友》（Loyalties）和《有家室的人》（A Family Man）。1922年邓演存译《长子》（The Elder Son），1925年顾仲彝改译The Skin Game为《相鼠有皮》。接下来挑起高尔斯华绥戏剧翻译重任的是郭沫若，他于1926～1927年间先后翻译了《争斗》（Strife）、《银匣》（The Silver Box）和《法网》（Justice）。据笔者搜求，民国时期高尔斯华绥剧作的中文译本共有22种，涉及12个剧本。A Family Man有3个译本，中译本名为《有家室的人》（分别为陈大悲，春冰和唐槐秋译）；Justice有3个译本，中译本名为《法网》（郭沫若译）、《正义》（方安、史国纲译）、《罪犯》（鲁汀译）；Strife有3个译本，中译本名为《争斗》（郭沫若译）、《争强》（曹禺改编）、《争斗》（谢焕邦译）；The First and the Last有2个译本，中译本名为《最先与最后》（又名《鸳鸯劫》，顾仲彝改译），《死的控诉》（史其华译）；The Mob有两个译本，中译本名为《群众》（朱复译，蒋东岑译）。此外还有Escape《逃亡》（向培良译）、The Pigeon和The Little Dream合译为《鸽与轻梦》（席涤尘、赵尘庆合译），The S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