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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自我体现和分析 　　【摘要】文章以作者生命的孕育、出生和命名为例来进行社会性别的自我体现和分析，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深刻体会，试图说明关于性别不平等在乡村社会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由文化所塑造的。性别不平等有其文化建构的一面，更有其社会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必然性。 　　【关键词】伦理本位；生命孕育和命名；性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33-02 　　女性人类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女性本质的普遍存在。然而，这一普遍假设受到性别人类学的质疑，性别人类学认为：女性性质是不同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建构的，所以根本没有普遍性的女性本质，这一认识论上的挑战否定了女性人类学，并取而代之。想通过自身性别的体验，以一个“他者”的身份进行一次性别人类学的“旅行”，在方法论上以男性他者切入点，来阐明乡村性别不平等有其适宜其发展的文化土壤。 　　一、伦理本位的社会 　　梁漱溟先生在《乡土重建》中论述了伦理本位的社会，何谓伦理社会？在他看来，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为伦理文章的社会。伦理社会中的伦理本位滋生了特殊的经济体系，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我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在这种经济体系中，人力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两者的相互制约使我国农业社会陷入一个封闭、静止的体系中。这种体系与传统的儒家以礼作社会活动的思想相契合。契合是指行为前提的不谋而合，充分的会意，换句话说，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组织。 　　儒家思想注重“男尊女卑”、“孝”，在以后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配合着儒家思想而形成了一个“父权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被教化、礼俗、自力等维系，成为内化于人并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准则。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种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生育观念。传种接代是家族的延续和“孝”的文化体现；养儿防老发挥着社会养老保险的功能；重男轻女不但与“父权制”及男娶女嫁有关，更有生产上的理由；多子意味着“人多势众”及多人养老，自然多福。总之，“多生男孩”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核心。 　　二、作者的生命孕育、出生和命名 　　作者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出生的年代仍然是一个不太开放的年代，就所在的村落而言，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虽然村民从市场上购买日用品，但是自给率在满足生活上所占的比重仍然较高。就家庭来说，1994年，小学一年级，除了教育上的投入和过年外，全家平时很少消费其他东西，全村几乎如此。 　　国家在建国初期实行放任自由的生育政策，然而，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逐步取代了人口生育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到八九十年代，控制人口的政策已达到了几乎“苛刻”地步。据母亲讲，当时怀上我时已是第二胎，按政策是不能再生育的，但是检查结果为男孩，为了生下我，在亲朋的帮助下，开始了与“政策”“躲计划生育”的游戏，母亲怀着我经常去亲戚家常住。那时候大部分家庭都是如此，相互帮忙，尤其是亲戚。虽然国家已经明令禁止超生罚款、抓人坐牢，依然没有有效的控制人口的增长。后来我出生了，依然没有逃脱一年两次的罚款，直到14岁才结束。我问母亲，计划生育政策这么严厉，为何还要生下我。母亲的回答也很简单：人多力量大，不受人欺负。 　　到我出生时，家里非常“重视”，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爷爷奶奶，摆“满月酒”，宴请宾客，亲戚朋友也都欢欢喜喜带着“份子”纷纷来道贺。 　　满月过后，开始起名字。爸爸读过高中，想起个儒雅点的名字。爷爷不同意，非得让我的名字按着辈分来起，我是“贤”字辈，理应中间带一个“贤”字。哥哥的名字是爷爷坚持的结果，中间带有“贤”字，到了我，爸爸怎么也不肯让步了，一定要他自己起名字，最终爷爷妥协，才有了我现在文雅点的名字。 　　虽说名字起了，不能乱叫，还要根据生辰八字来看。按照生辰八字推算，我是“火”性人，名字里应带点水，防止“引火烧身”，但是水不能过多，多了就把火浇灭了，取中间一个“河”字。这也让我后来有点小庆幸的是，我的名字避免了很多同龄人的什么“军”、“党”、“国”啥的，确实有点“洋气”。 　　从自己生命的孕育、出生和命名来看，无不是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具体体现。也使得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三、社会性别分析 　　说到“父权制”和“社会性别”，有必要对其进行界定。父权制，通俗的讲指的是“父亲的统治”，是女性主义者分析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