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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反思和前瞻 　　摘要：回顾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历程可见，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始于公共产品概念本身，发展到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争论，延伸至围绕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监管效果展开的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不论是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公共产品政府垄断供给模式，还是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公共产品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供给模式，亦或兼顾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建立的公共产品多元互动供给模式。显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是一个当原有供给主体产生失灵问题即效率损失之后再对供给主体重新寻找和尝试的被动选择过程，因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不言自明。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标准，强化和完善对供给主体的监管政策，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监管质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监管改革下一步研究重点。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市场失灵；政府监管；供给主体；社会福利；市场准入；民营化；新公共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5-0011-07 　　从改革史和思想史并重的角度梳理，公共产品理论经历了萌芽期、迷信期、质疑期和重构期四个阶段。从公共产品供给及监管实践来看，改革逻辑是：市场失灵产生政府供给的需求，需求产生供给，供给过度引发供给失灵，政府失灵产生供给改革需求，改革需求进一步引发供给改革实践，并集中表现为在公共产品领域重塑旨在规避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的供给模式。因此，本文按照“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线索对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公共产品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为我国公共产品民营化和深化政府监管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萌芽期：公共产品理论的思想渊源 　　公共产品理论肇始于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性”问题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1961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从社会契约角度开创公共产品思想。他认为，国家作为群体授信的一个人格，应以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担负起由个人享用但却无法实现个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供给。[1]（P132）1740年，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搭便车”问题，以“公共牧地排水”为例，阐述相邻两人达成互利协议易，而多人间因坐享其成的想法难以达成协议的观点。[2]（P577-579）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却已触及公共产品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人有利己本性且相互间存在共同需求、共同需求的供给过程中存在坐享其成的心理及可能性、需要政府参与供给克服弊端。继休谟之后，亚当?斯密对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进行区分。在《国富论》中阐述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对政府职能做出经典界定，认为政府只需充当一个“守夜人”执行三项必要职能，其中就包括应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司法制度、公共事业等类事项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3]（P28-29）实际上也就对公共产品做了一个初步的分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进一步将政府违背自由放任主义的情形分为“一般性职责”和“选择性职责”，并详尽列举铺路、道路照明、修建海港、灯塔和堤坝等例子，指出政府除保护人们免遭暴力和欺诈这两项职责外，还应提供上述公共服务。[4]（P371-372）文中虽未直接讨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却已蕴含公共产品的思想。不仅如此，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帕累托、庇古、凯恩斯、林达尔等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不同程度涉猎“公共产品”问题。 　　二、迷信期：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公共产品理论 　　1954和1955年，萨缪尔森相继发表两篇关于公共产品的短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图解》，对于“什么是公共产品”给出一个迄今为止较为明确且在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的答案。萨缪尔森将“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严格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需要从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中扣除”[5]（P609）并借助数学工具，围绕“非竞争性”清晰界定私人物品和公共产品的边界，认为只有存在，即同时性消费时，才可称为公共产品，如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空气污染控制、防火、路灯、天气预报和大众电视等。然而，仅从非竞争性角度界定公共产品，难免过于狭隘，无法涵盖现实中所有公共产品。因此，在其之后与他人合著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又将该定义修正为“公共产品是指能将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并且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的一种商品”[6]（P268），即消费的非竞争性。不仅如此，萨缪尔森在批判林达尔的“威―林模型”基础上运用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一般均衡分析和帕累托效率分析公共产品最佳供给问题，建立一个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即“萨缪尔森条件”。他假定：（1）最终消费品分为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