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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校勘学和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研究 　　[摘要]版本学、校勘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基础”，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属于传统文化研究谱系的一支，虽有其自身的学理，但也需要关注版本及校勘问题。“版本者，研究之本也”。如果古代艺术史研究不注重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就可能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造成学术硬伤，最终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在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证明版本学、校勘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版本学；校勘学；书画著录 　　[中图分类号]J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3-0105-04 　　就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尤其是书画研究领域而言，历年来，多数学者更关注像“六法”说、《历代名画记》及《宣和画谱》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念及著作，缺乏应有的学术力量对艺术类著录进行有针对性的版本学、校勘学意义上的系统整理及深度研究，所以此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和空白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都需建构一个古文献的框架，版本学、校勘学是古文献研究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基础”，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属于传统文化研究谱系的一支，虽有其自身的学理，但也同样需要关注版本、校勘问题；本文在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证明版本学、校勘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国图藏的清抄本《庚子消夏记》有朱筠跋：“乾隆已亥秋八月三十日，将有八闽之行。曲阜桂君馥未谷特此本索跋尾。余曾校此一过。有与刻本绝异而绝胜者不一端。惜匆匆戒行李，未能也，俟他日再跋之。其附元得故宋书目一卷，孙氏之旨存焉，应列本书之末，刻本缺然，此尤可宝也，是日大兴朱筠记。”此跋其中一段话“余曾校此一过。有与刻本绝异而绝胜者不一端”，揭示了朱筠也曾阅读过《庚子消夏记》的刻本，并进行校勘；二者比较，抄本与刻本比，绝异而绝胜者不只一端，而且抄本还附有《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其中“其附元得故宋书目一卷，孙氏之旨存焉，应列本书之末，刻本缺然，此尤可宝也”一段话证实了《庚子消夏记》与《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有着重要渊源；可惜《庚子消夏记》刻本没有附《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此题跋同时也揭示了一部中国古代艺术著录往往有多个版本传世，而且一部著录的各个版本在传刻、转抄过程中，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内容，以致出现不同版本之间篇幅甚至结构不同；所以，一部古代著录的不同版本之间在重要的信息方面可能有所差别，有的版本在内容上有缺失，有的则无；下面的个案就说明了同一著录的不同版本有可能在内容上有差别；搞古文献的很多学者都知道《学福斋诗文集》是清文人沈大成的著录，且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其中一份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此稿本篇帙不全，语言的连贯性也较差；一些研究人员曾用其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刊本互校发现，实际上此本不应被视为最终定稿，因为此稿本中有些内容在刊本中并未被收进去，例如上图的这个“稿本”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诗一首，涉及了书画史上的著名画家，而刊本中却未见此内容，其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其中的冬心、金寿门都是指“扬州八怪”中的金农，而《项贡甫画梅短歌》中的“项贡甫”则是其学生，关于二者关系《画梅题记》已有所揭示；而“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这段话不但揭示了当时“扬州八怪”绘画作品市场化程度，也涉及了代笔画问题，不失为研究清代扬州绘画市场问题的辅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最终没有在刊本中出现，究其原因，有的学者例如陈先行先生，认为沈大成是为金农及项贡甫讳；沈大成《学福斋诗文集》上图稿本记载的这段金农学生为金农代笔的内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状况而言是很珍贵的资料，而刊本却未见此段内容；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对一部著录进行精深的考证及释读过程中，如果不能尽可能遍阅著录的各个版本的话就很容易遗漏重要的资料。所以版本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而言是很重要的。 　　更有甚者，如果不慎选错了版本，不但会使自身学说的是非得失，失掉确切的依据，还会贻误后学。例如宋代董迪《广川画跋》传本罕见，《四库全书》所收者为元华亭孙道明钞本，谓出于宋末写本，此当为传世之古本，而《广川画跋》的明嘉靖间什邡知县韩宸刊本，六卷一册，有清陆心源手校并跋（此段内容被收录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被视为序跋）：“此书则仅辗转传抄，一若未见刊本者，不可解也。此本为杨升庵所刊，又王氏刊本所从出，惟为夺甚多，几不可读。卷四蒲永升《画水跋》、李营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