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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和动机和方式分析
经济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和动机和方式分析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农民主要是在利益驱动下参与政治,但这种利益主要是农民掩藏在“义务动机”之下的不太敢于承认、不太明确的利益。国家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供给拓宽了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除了民主选举之外的其他制度性正式参与方式几乎都成了摆设。要对农民进行利益维护的培养和教育,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并正确看待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关键词]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动机;政治参与方式
[中图分类号] D6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2-0074-06
本文利用2008年对山东省莱西市东大寨村的调查数据和访谈笔录,对经济比较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和方式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了解经济比较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为什么外显动因与内在动因不一致?制度性正式参与、制度性非正式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调查地点与研究方法
笔者选择山东省莱西市河头店镇东大寨村作为调研地点的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国家民政部确定莱西为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模范市后,莱西市又获得了两届村民自治模范市称号。第二,东大寨村是山东省文明村,2006年在山东省乡村发展论坛上被评为“最具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第六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东大寨村是青岛市民主法制示范村,相比大部分村庄,该村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强度较高。就目前中国经济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与研究而言,东大寨村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和典型意义。
在调查中,首先通过统计部门获得了一些有用的官方数据,并在村庄采用多轮等距离抽样的方法,共抽取200人,大学生访问员入户访谈每一位村民,填写问卷,有效回收117份,有效回收率58.5%。为了弥补问卷调查人数的不足,我们又通过个别访谈和集体访谈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二、调查情况及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访谈对象的基本特征看,个别访谈对象是三位村干部和四位随机选择的普通农民,集体访谈对象是村庄的实力阶层,主要是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退休村干部、非正式村干部(见表2)。
(一)农民政治参与动因
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的增长,得益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农民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村干部选举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农民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的动机来剖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因。从表3看,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因是多元的,但“政治权利说”占主流。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因,我们还与村干部、村民就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案例1】参与动因
村干部B:村民参选积极性一般,村里给选民补贴,有些村民是为了补贴来投票的。村委会选举竞争不强,现任村委会主任已经连任多届。
村民B:选举是公民的义务。但我没填选票,是对象帮着填的。我们要选举有能力带领大家致富的人担任村委会干部,即使是同姓村民,也不优先考虑。
村民D:上一年参加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村里领导动员村民参加选举,得听领导的,否则会吃亏。
上面这一案例同样说明农民参加选举的动因是多元的,然而,案例中“政治权利说”并没有占主流,而利益动机更加明显,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与农村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1]传统的中国农民心里存在着浓厚的附庸意识,缺乏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利益主体意识,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无疑对当代农民产生一定影响。建国以来,为了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党和国家反反复复教育公民树立“主人翁”责任感,响应领导的号召,认真行使手中的权利,这在农民政治观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干部为了确保村民委员会选举正常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政治业绩,依然采取各种方式向农民灌输“政治权利”观,对于农民应该怎样行使民主权利,如何通过权利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却很少提及,因此有些农民在问卷中习惯性地回答、投票是为了响应领导的号召和行使政治权利。长期的农村政治文化熏陶,使得很多农民认为这样回答是高尚的和纯洁的,而回答“利益”是狭隘的和自私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面前。我们也一度认为,“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动因,远离了个人私利。
但是,这种政治参与动机往往与高度的动员性参与相伴,并非农民完全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而进行的,“而在公民的主动性参与中,这一动机却并不占主导地位”[2]。历史实践证明,仅仅凭着某种信念进行政治参与,缺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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