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台仙会和晚明南京歌姬选秀活动研究.docVIP

莲台仙会和晚明南京歌姬选秀活动研究 　　摘 要：文士品藻歌姬之风起于北宋，兴于元明。受晚明士风与世风影响，在南都金陵，一批有号召力的文士将文字品藻演变为一场场大规模的歌姬选秀，组织者以科举名目配之以花名，为参选歌姬之等第，吸引了公众的围观。莲台仙会等歌姬选秀成为城市公开的娱乐盛会，成就了都市生活的狂欢，为清代花榜之先驱，亦开了选秀活动的先河，具备特殊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歌姬 选秀 南京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艺术学项目，“城市人文生态与明代南京剧坛研究”（13CB09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花案――歌姬品藻之初兴 　　品藻之风兴于魏晋。刘义庆《世说新语》有专章从风姿、气度、言谈等诸多方面对魏晋人士进行对比品味。此后，人物品藻遂兴于时。但主要针对的是士林人物。有资格操持衡柄的也多?橛杏跋炝Φ拿?士。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品藻风气竟也流波于后世的恩客和歌姬之间。据孙綮《北里志》记载，唐代长安平康里的高级妓女们不仅身怀多项技艺，识见也很高明，甚至能“分别品流，衡尺人物”。[1]（ 22）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能以评判者的姿态去指点士林，判断优劣，并据此来挑选自己欣赏的客人。歌姬此举显然要归功于唐代风气之开放和士女地位的平等。不过，这种评判和被评判的关系很快被颠覆了过来。宋元以来，官妓制度的推行，助长了文士的挟妓冶游之风，尤其是北宋诸词人，如苏轼、柳永，秦观等人，颇多赠妓咏妓之词，遂有士夫以词为歌姬分别甲乙，歌姬成为被品藻的对象。这一时期对歌姬的定品，多以花卉作比拟，俗称“花案”。 　　花案最晚当兴起于宋朝。宋神宗年间，就有刘几为歌姬定品之举，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刘几在神宗时与范蜀公重定大乐。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花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郜懿以色著。秘监致仕刘伯寿尤精音律。熙宁中，几携花日新就郜懿欢咏，因制《花发状元红慢》以记之。”[2]（884）以花比类，将姿色突出之妓比作状元红，且以科举名目为当红歌姬之品第，此举遂与刘几这首新词一起流传下来。宋代的歌姬因属官身，需随时承应官员的宴会。因此 “花案”多出炉于宴饮之际。据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搏，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意，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人竞传之。” 色艺双绝的歌姬吴玑被比作红梅：“喻清绝而为花籍之魁。云样轻盈雪样清，琼瑶酝藉月精神。羞同桃李夸姿媚，独占人间第一春。”[3]（43）文士以花卉为类比，从品貌、风姿和技艺等方面为歌姬定品，以词的形式歌咏之。因为形式新颖别致，“人竞传之”。不过此时人们欣赏的还是这类品藻之词，对评语创作及其文学性的重视超过了品藻事件本身或者被品藻的对象。此时的歌姬品藻只局限为文士的风雅之举，还不具备大众娱乐的功用。 　　元代下层文士多与歌姬交好。夏庭芝慷慨好客，宴会之际，也常邀请歌姬助兴：“慕孔北海，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已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4]因为与诸伶接触较多，他编辑了《青楼集》，对诸姬的技艺、事迹记录颇详，间有品藻，深得时人称许。较之前朝品姬之词，《青楼集》不以炫才逞气为目的，重在为女伶作传，为我们留下了元代女艺人珍贵的活动资料。但终归也只限于以文字书写的形式记录、传播对歌姬的评价，虽有流传，终究影响力不大。 　　二、歌姬选秀――南京公开的城市娱乐盛会 　　晚明南京的花案，开始从单纯的文字品藻走向大规模的选秀，成就了一次又一次的都市娱乐狂欢。 　　南京自朱元璋定都之后，为繁荣城市经济，曾将各地官妓迁入都城，又将元代被俘宫女充实其中，并建春风十六楼以处之，招徕四方商客。至晚明，十六楼虽废，但得益于南京都市经济的繁荣，歌姬队伍越发盛大，形成了旧院，珠市和南市三处聚落。人数之众，资质之优，堪称南部乃至全国的烟花之首。颇多出类拔萃之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录了当时十二位出色的歌姬：“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5]潘之恒《亘史》也有提及“客与诸姬为十二钗会，人各有传，语在诸传叙中。一时声动白下，为都人士称赏云。”[6]根据他对十二钗其一的杨?G姬生平的描述，十二钗的名目当兴起于嘉靖中后期与隆庆年间。但直到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仍是声名赫赫，遂被作者借作书中众贵女的名号。此外，曹大章在他的《秦淮仕女表》一文中还提到了当时出现的其它名目：“ 曾见金陵名姬分花谱，自王宝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缀一词，切而不雅，十二钗、女校书录差强人意，未尽当家。余子纷纷蛙鸣蝉噪，刻画无盐，唐突西子。殊为可恨！顷余有事于此，将一洗晚近之陋，未得雅宗，偶见友人表世说新语，有触于衷，引而为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