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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警务和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及单位制的解体，传统警务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加强社区警务，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作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城市，杭州市上城区近年来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实现了社区警务的社会化、信息化、网格化和特色化，对当前社区警务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区警务；社会管理创新；上城区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 　　在传统意义上，维护社会治安主要是公安部门的职责，而公安部门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打击犯罪行为。随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对社会治安的防控和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一种新的公共安全模式――社区警务随之兴起。 　　一、警务模式的战略转型： 　　从传统警务到社区警务根据休斯敦警察局的定义，社区警务是指存在于警方与社区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要旨是警察和社区居民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1]基于我国现实，国内学者指出，“社区警务旨在使社区警察以社区为依托，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共同维护社区的公共安全，努力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2]。与传统警务模式相比，社区警务策略具有以下特征[3]：（1）在重视打击的同时也重视防范，改变了传统警务策略中重打击轻防范的观念；（2）在打击犯罪，特别是预防犯罪上，强调与社会公众的合作；（3）强调以社区服务为基本形式，由打击犯罪的战士转变为社会服务员；（4）社区警务组织策略是充分授权的而不是统一命令的；（5）更加重视警民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警务模式经历了四次革命：第一次是在1829年英国人建立了都市警察，第二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警察专业化运动，第三次20世纪是70年代欧美警察现代化运动，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社区警务运动。在欧美警察现代化运动中，虽然各国警察大幅增编，薪金大幅提高，现代化装备也武装到牙齿，但犯罪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同时，警力和犯罪同步增长、警察成为“机器人”后造成警民关系恶化等问题随之出现。一些警务工作者和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并检讨了过去的警务战略，逐渐形成了产生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抑制犯罪的主力也只能是社会公众的社区警务理念。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安德逊提出了“社区警务树”理论，即警察机关为树木，社区为土壤，警察必须扎根社区才能取得社会稳定的果实，这奠定了现代社区警务的理论基础。[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早期对警察服务组织与绩效领域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她对警察服务的研究突破了大城市治理中的两种传统，主要从两个层面对警察服务进行研究：一个是警察服务组织的规模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警察服务组织间结构与绩效的关系。[5]在大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她发现，在直接服务提供方面，如巡逻等，中小规模的警察组织比大规模的警察组织更高效。另一方面，大城市地区警察服务机构的数量与警察服务的绩效成正相关；分散化的大城市地区警察服务绩效更高，集中化的大城市地区最差，混合型的大城市地区居中。[6] 　　1970年夏，埃莉诺基于芝加哥及凤凰城的各个社区的案例调查发现在受害率相似的情况下，生活在独立的小型社区的居民更不喜欢呆在家里以躲避罪犯，希望当地警察部门能够提供满足社区需求的警察服务。此外，中小型社区的居民能够与当地的政府部门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及服务[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位制的解体，社区制取代了单位制成为城市社会居民基层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为社区警务的实施提供了条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有效的社会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2011年10月14日，周永康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专题会议中，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和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控制力。[8]在社会管理创新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深化社区警务建设，有着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作用。社区警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相同、目标相同、着力点相同，在理念方面，它们都强调社会管理社会化、多元化和法治化；在目标方面，都强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着力点方面，都重视基层服务。因此，社区警务作为公安机关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为民服务的主要途径，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紧密结合，纳入其中，才能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促进社区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 　　二、社区警务的实践创新： 　　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