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综述.doc

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综述 　　摘要 　　当前中国农村正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推动下，农村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作为推动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将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归纳为：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农村聚落地理学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等4个阶段。其次，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6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在与国际相关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在：制度变革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的完善；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规划与整理推动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的细化与深入分析；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下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GIS技术支持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进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059-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08 　　2013年中国乡村人口约为6.3亿，考虑到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长，预计2030年仍将有大约6亿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可见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居民点仍将是中国农村人口聚居的主要形态和场所[1-2]。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等原因，以及缺少必要的规划引导与增长控制，造成中国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形态、布局、用地散乱，用途与功能配置不合理，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等问题[3-4]，这极大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持续关注。 　　关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学者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5个方面：①农村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英国学者Robert较早对村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做出系统划分，指出应该从点和位两方面对农村居民点区位选择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并认为这些条件会随村落单元的发展而改变，以使该区位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适应性[5]；②农村居民点等级结构。19世纪30年代，Christaller对德国南部居民点规模、当地的服务等级以及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此后Losch、Isard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区位理论基础[6]；③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Pacione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农村聚落形态、聚落类型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居民点空间分布归纳为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低密度型和高密度性6种类型[7]；④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法国乡村社会学者Mendras在总结1980年代乡村复兴时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制定、家庭经济收入变化、人口增长等对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具有显著影响[8]；⑤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Knapp研究指出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都可能导致不同类别的农户产生不同的居住需求，进而导致以往建立在传统血缘或亲缘基础上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开始发生分异[9]。 　　近年来，西方学者更加注重从微观视角探索农村空间单元的内在联系，同时强调自然、空间与文化融合的结构演化。如为促进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Njoh指出在政府资源日益短缺的现实困境下，“市政议会”、“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等为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选择[10]；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内部功能转变，Nath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居民点的形态、功能和空间结构发生急剧改变，并从“空间重构”、“适度规模”、“功能结构”等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的功能转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11]；为划定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Porta等在对居民点内部功能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主张对居住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进行隔离，并提出基于人口迭代的贪婪算法对居民点的边界进行自动识别[12]。从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趋向来看，农村居民点在微观尺度的演变受到关注，居民点内部必要的生存空间及其附属设施成为改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的重要载体[13-14]，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冲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