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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绅群体历史演变及当前村民自治的研究 　　摘要：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乡绅群体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皇权、绅权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发展趋势，认为乡绅主体是地主、官僚与儒者3种身份的结合，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对当前村民自治产生一些思考。 　　关键词：自治；农村社会；乡绅；历史演变；民主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7）02-0089-04 　　关于乡绅自治，许多学者都有相关论述，但多是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农村民主因素的大小有无，或探讨村民自治对当前政治体制的冲击和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而对农村社会困境和危机的研究尚不深入。本研究较为系统地论述乡绅群体的形成过程与身份特点，以及乡绅自治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启示，思考当前村民自治体制的问题与危机。 　　1 封建时代农村社会特点及治理概况 　　1.1 封建时代农村社会的自治性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大多数时期其政权覆盖的基层是“县”，即所谓“皇权不下县”。政权意志并不能完全支配农村，这种有限的支配意味着农村是“自治”状态的。这种“自治”状态，主要是与政府直接管理状态下的上下级政府关系相区别。基层政府是县，县下是自治状态，主要是强调县与县下的这种关系不是法定上的隶属关系，而是非法定的协助关系。 　　农村虽然是自治的，但并不民主，也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因为农村鲜明的封闭性，整个农村社会被不同的“统治者”区域化，一个村或几个村形成一个自治系统。自治系统最基本的单位是氏族。在单一氏族的村社里，村社事务就是氏族事务，并不区分。在多个氏族共存的村社中，整个自治系统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几个氏族联合自治的过程。在决策上，强大的氏族会有更多的主导权，而弱小的氏族则更多是忍让。当然，不存在氏族关系的“散户”就不可能有决策权了。 　　1.2 封建时代农村社会统治的状况 　　1.2.1 政治性统治 基层政权是县，意味着政权对农村的束缚是有限的。因此，统治者对农村很担心。这种担心源于对农村社会不可约束的无奈。统治者很难分散精力有效管理农村，他们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协助管理农村的事务，当然，这种力量必须能被统治者约束。 　　1.2.2 经济性统治 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基础是封建自然经济，而这样的经济形态使农民与土地高度联系。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如果土地不发生问题，社会就可以稳定。然而遗憾的是，土地发生了问题――土地兼并。其后果是，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以一种被称为“佃农”的身份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形成一?N相互依存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维系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这种稳定背后矛盾重重，一旦因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促使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消除，农民不再或不能租佃土地，社会就会涌现大批“流民”，这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不想看到却又无奈的事。但总的来说，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经济保证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这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这种经济性的统治是对农村社会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1.2.3 文化性统治 我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强化思想上的统治。在“礼不下庶民”的封建时代，农民不需要懂“四书五经”，但一定要懂“三纲五常”，这是统治者塑造“臣民”的需要。在统治者眼中，经济上的束缚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意识上控制“臣民”的思想。统治者采取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传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以此“教化”百姓。这种文化上的统治，是经济性统治的辅助。 　　基于以上，认为统治者对农村的统治，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与文化性的。政权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支配农村，它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来支配。 　　2 封建时代农村社会自治主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2.1 封建时代农村社会自治主体的形成 　　2.1.1 氏族族长自治权的形成 农村并不民主，氏族内部有尊卑、有位份。氏族虽然同姓却非同家，他们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集合，家族人口越多话语权就越大。不得不说，宗法制对氏族的影响非常深，嫡子继承如同铁律，不能逾越。也因为这种影响，使得尊卑有定、长幼有序，秩序严格。就整体氏族而言，宗法制下的族长是氏族的最高权威，也就是最初乡村自治权的代表。 　　2.1.2 士族自治权的形成 农村自治对于统治者是两方面的。一来，政权的力量无法深入基层，统治者需要有人帮助其完成对县下的统治，也需要氏族大姓对其统治的支持。二来，统治者担心氏族自治使地方权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就要求地方自治的领导者必须服从政权意志，协助政府管理农村。同时，政府也要给予氏族特权优待，允许其使用政权，让其入仕为自己服务。 　　对于氏族而言，政权意志也是两方面的。一来，氏族可以利用政权维护氏族自身的利益。二来，氏族自知无法单枪匹马地对抗政权，便只能选择服从。从心里说，氏族并不情愿侍奉皇帝，毕竟“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