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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编辑学的研究热点综述 　　［摘要］2010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号文件”，柳斌杰署长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了建设出版强国的目标。这两项纲领性文件为2010年的编辑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使2010年的编辑理论研究呈现出论题相对集中、研讨较为深入的特点。文章从编辑学研究的深入推进、新技术背景条件下的编辑素养与编辑新职能、编辑教育与编辑人才、编辑思想史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对2010年的编辑学研究进行简单扼要的综述，展现了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成果。 　　［关键词］编辑学 研究 热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2010年是“十一五”的结局之年，也是中国出版业承上启下的一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主要目标［1］。2月，柳斌杰署长发表署名文章《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大力推动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明确提出了建设出版强国的目标［2］。这些纲领性的文件为2010年编辑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使2010年的编辑理论研究呈现出论题相对集中、研讨较为深入的特点。 　　 　　一、编辑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学理、学科与规律 　　2010年，学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学研究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探讨。有研究者认为，编辑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媒介视野逐渐开阔，从学术理论到方法技术均有不少新的发现。其中，有6个方面的学术发现尤为重要：一是发现了编辑学的专业普遍性与媒介贯通性；二是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和主体性；三是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找到了编辑科学的学理；四是发现了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五是发现了编辑建构的“媒介间性”特征；六是发现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及其与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技术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媒介学学科体系［3］。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梳理时，运用了“主体间性”和“媒介间性”这样的概念，其意主要强调编辑活动中编辑主体与创作主体、阅读主体甚至出版商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编辑活动藉以呈现的载体的多样互补，与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有较大的差别。这样的说法是否确切，尚有待学界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以上总结突破了图书、杂志、报纸、数字化媒介等不同介质的界限，将编辑学放入更宏观的学科背景和多媒体、全媒体中进行考察，对编辑学理进行了初步梳理，拓宽了编辑学研究的视域。 　　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编辑学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49年，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的著作《编辑学》，首次提出“编辑学”这一学科概念。以后又有了“编辑学的研究随新中国的建立而萌发，随改革开放的潮流而升温”［4］的认识。与此类似，有学者把我国60年的编辑学科发展概括为两个阶段：原始科学阶段（1949年―改革开放前）和常规科学阶段（1978年―现在）。编辑学发展的常规科学阶段又可划分为编辑学兴起阶段（1978年―1988年）、发展深化阶段（1989年―1999年）、转型阶段（2000年―2009年）。尤其是转型阶段，随着出版业改革步伐的加快，编辑学专业教育获得较大发展，推动了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构建涵盖多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成为研究趋势［5］。这些研究基本上勾勒了我国编辑学在60年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 　　作为实践性极强的一门应用型学科，当今时代，编辑学有哪些规律，这些规律在日常工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者从编辑活动普遍性、编辑决策和编辑的文化属性等方面作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专业性是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在其看来，思想性追求是编辑活动的“第一要义”，“否认了思想性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编辑活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科学性要求“编辑活动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反映”；艺术性，“一是编辑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二是思想与表达的完美结合”；创造性活动“以各种已经初步形成的文化产品原型为材料”，“是一种‘再创造’”；专业性是指编辑活动有其客观规律，编辑要有知识专长和较高专业水准［6］。有研究者认为编辑在决策过程中既存在理性行为，也存在非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又可以分为主观非理性和客观非理性两种，前者主要受传统的行为习惯、经验、感情及外来因素的影响，后者受编辑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编辑决策资源的有限性、编辑决策方法的有限性,及编辑决策信息的有限性影响。编辑的主观非理性行为对编辑工作会产生很多弊端，因此，编辑要努力培养良好的决策习惯，克服和改善主观非理性行为［7］。还有研究者将编辑活动放入宏观的社会文化场景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