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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的研究 　　内容提要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和合法性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导性视角，都属于“政治中心主义”范式，而难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的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现象。本文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中国人口社会组织成员资格的多维效应分析框架，并运用CFPS 2010数据进行了描述分析和个体-家庭-社区层次的阶层泊松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体制内社会组织会员资格占9成以上且79%的社会成员未加入任何组织的“原子化社会”；个体层次作用最强，社区层次作用较弱，家庭层次作用不显著；自我效能感、亲社会态度、教育、健康脆弱性自评、宗教、福利受益和城市化促进社会组织会员资格，而控制性管理偏好、公办福利霸权和汉族身份则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106-11 　　 　　 　　一、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就要不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变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式”的一元单向治理模式，并形成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互动治理模式。1978年迄今，我国在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政府传统治理模式仍基本维持，公众参与少和有组织的社会协同不足问题仍很突出。鉴于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中国人口社会组织加入的特点和形成机理进行初步实证研究。 　　公民对社会组织的加入在国际学术界常称为“志愿组织成员资格”（Voluntary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但我们认为称为“社会组织会员资格”（Social Organization Membership，以下简称“SOM”）更加合适。对中国社会组织或中国人口SOM的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研究表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化的推进，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公众有组织的社会参与日益活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的限制，民间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社会组织参与水平还较低，体制内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在公众社会组织加入机会上占据“垄断”优势，体制内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制度性鸿沟；即使发展迅速的草根社会组织也因严 　　 　　*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粤教高函〔2013〕113号NO.3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救助目标定位研究”（13BSH093） 　　格的管理而不得不实施自我限制，并维持与政府之间的非正式的、权宜性的合作关系。邓宁华： 《我国社会组织的八大特征》，《中国统计》2010年第11期；White, G.,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1993, p.63; Unger, J.,Chan, A.,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1995, p.29；Ma, Q., “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Voluntas, vol.13, no.2, 2002, p.113等。但与此同时，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或SOM的研究也存在以“组织”而非“个体”为关注中心这一视角缺陷；学术界对中国人口SOM的数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如何仍知之不多。 　　2014年第6期 　　中国社会组织会员资格研究 　　我们认为，对中国人口SOM研究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和“组织合法性”视角的缺陷。这三个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成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主导性视角。虽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乃至争议，但在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上都持有两个基本观点：（1）强调国家支持、社会自主以及国家-社会间的信任与协同的增强是中国社会组织兴起的根本原因；（2）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是中国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并进而要求实现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改进。我们接受这两个基本观点，但认为上述视角亦存在两个缺陷：（1）以国家-社会关系以及这一情境中社会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