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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法拓展问题的研究 　　【摘要】近代国际法很早就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万国公法》翻译到中国被视为是近代国际法被正式、系统的介绍到中国。《万国公法》的翻译版本及背景与译者的翻译意图息息相关。在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中本书已经得到了运用。本书的翻译出版，虽然有其当时特定的一些半殖民因素的存在，但对当时的清廷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关键词】万国公法 国际法 翻译 　　1864年（同治三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下属的同文馆，翻译出版了一部《万国公法》。[1] 　　一、近代国际法的传入 　　万国公法此书的点校者前言中第一句是“万国公法是中国历史上翻译、引进的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国际法的诞生、发展乃至中国近代法制史和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那么中国到底何时开始与近代国际法有接触呢？ 　　有学者认为在1648年（也就是当时的清顺治5年）的时候，来华传教的马丁·马提尼神父（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曾开始将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3] 　　有人认为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662-1690（即康熙元年到康熙29年）清朝与荷兰的关系之中，荷兰人希望与中国达成交往协议，在商谈中他们坚持使节不受扣留的豁免权，这当然不可能为当时的清政府所接受。[4] 　　但是比较为大家所知的是186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从当时代表团中一位耶稣会士徐日昇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平等和互惠的要求已经被提出，这是之后万国公法的主要原则，并且最终结果是条约的写法、签字、盖章等方面都是平等的，甚至在条约的官方文本中采用了拉丁文作为正式条约。[5]实际上，可以说在谈判过程中国际法的规则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1839年林则徐已经开展了翻译西方国际法的工作，当时清朝面临严重的鸦片问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到广州，他在反抗英国侵略斗争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国际法的重要性，为此他专门请美国人伯驾和袁德辉从瓦特尔所著《国际法》一书中，摘译了有关战争和国家主权的三小段编译为《各国律例》[6]，后来两人所翻译的内容均被编入了1852年魏源所编写的《海国图志》一书中，而且林则徐根据以上条文，曾认真处理了林维喜事件，无论如何，瓦特尔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对林则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其1840年被撤职之后，以后20年虽然中外屡有接触，也签订了几个条约，很少有国际法的说法或者学说文字传入中国。 　　虽然林则徐只是选择了当时适应形势急需参考的一部分，内容仅涉及遵守所在国法律，战争法问题等方面，但是他运用国际法原理指导禁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晚清外交的新局面。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近代国际法被正式、系统的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本书的译者丁韪良所翻译的美国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在1836年所著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二、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 　　（一）万国公法的版本 　　惠顿的原著最初于1836年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出版，1846年修订后在费城再版，1848年和1852年分别在法国巴黎和德国莱比锡以法文出版。1848年的第四版是经惠顿本人修订的最后一个版本。后又经劳伦斯等人注释后出版，此书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文字，根据某些学者的核对，认为丁韪良最有可能使用的翻译蓝本是1846年和1855年两种英文版，译者一般会对译文进行结构、体系、章节有所调整，英译版本不同，所译中文版本也会不同.[7]有些学者根据一些其他版本与中译本进行比较，可能会对翻译者的意图给予不适当的评论和责难，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译者的身份，所处的环境等地因素对译者所产生的影响。 　　（二）万国公法的翻译背景 　　本文探讨该书的翻译背景，是为了试图了解译者翻译该书的意图。在丁韪良翻译之前，当时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赫德曾经把惠顿这部著作中关于使节权的24节译出，供总理衙门参考，以说服清廷派遣驻外外交代表，但并未翻译全部著作。不久，他了解到丁韪良已经开始翻译全部著作，于是鼓励他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花甲忆记》中也曾提及这一点，1863年他到北京之后不久，赫德就给他写信，鼓励他完成翻译工作，并保证总理衙门会认真对待。[8]另外一位支持丁韪良翻译工作的是美国公使蒲安臣，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曾向蒲安臣提出，“希望他能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他便推荐了惠顿的书，并且该书的出版得到了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9]有学者认为该书的出版，与当时西方的对华政策，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直接呼应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万国公法》的引进，是西方列强需要总理衙门和清廷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履行和实施各个条款。本文更认同前者的说法。我们必须考虑到丁韪良所选择是美国的国际法学家所编写的著作，而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