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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的现状分析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媒介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0-02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性别冲突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 　　在旧时的中国，在“封建专制”和“儒家文化的性别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备受压迫和凌辱。“重男轻女”的思想以不同方式出现。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表现在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1] 　　1949年以后，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得以结束。与西方妇女解放历程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妇女解放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解放的前提，必须是妇女先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提出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在实践中进行推广，使得“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2]。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国家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动员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提倡“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一时间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大大提高，随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的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热情。 　　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被政治话语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而且借助于有力的政治宣传运动深入人心。[3]此时官方媒体宣扬的“铁姑娘”形象是对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弱女子”的形象的直接的否定。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入了对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4] 　　此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包办就业体制的废除使得妇女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1]然而随着国家充当妇女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家长式地位”的削弱和市场主导力逐渐强大，妇女在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1]大量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困难。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80年代初至今不绝于耳。[4]直到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男性政协委员提倡“女同志回家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5]。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完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改变女性的命运。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在为女性提供一条出路的同时，也对女性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在事业上付出劳动，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兼顾家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上出现对男女有别的强调，东方的“一些传统品质如温柔、善良、小鸟依人等女性气质受到关注和赞美”[3]，而追求自己的事业，干练的女强人形象遭到了讽刺和批判。 　　改革开放后的性别秩序是对毛泽东时期抹杀男女性别差异的反驳，但它不顾大量女性已经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事实，一味强调女性回归一种“弱女子”和“小女人”的形态，这使得许多女性觉得无所适从。[3] 　　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众多大众媒介中，女性杂志被认为是为女性制作的，其内容最能正视与女性有关的议题，并且是能够与女性生活经验与时俱进的一种流行文化产品。[6] 　　在针对中国女性形象、地位进行的媒介研究中，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往往被当作是经典的样本进行分析。《中国妇女》历史悠久，它历经了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记载历史的同时，杂志本身也是中国妇女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唯一的一本官方女性杂志，《中国妇女》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王政曾经将《中国妇女》杂志视为“女权主义运作的动态场所”，认为其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产品。[7]因此，本研究将主要分析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妇女》杂志的研究状况。 　　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妇女》杂志的报道内容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风笑天[8]在其文章《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杂志的内容分析》中，采用量化内容分析的方法，以1950―1990年这40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中所报道的典型人物为样本，从生理形象、职业形象、政治形象、知识形象、事迹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定量的描述和分析，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