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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译者性别意识的研究 　　摘要：选取《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的四个中译本(分别由男、女译者所译)，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探究女译者是否在语言使用、和翻译策略方面会体现出其女性身份。研究发JE：《喜福会》的女译者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都未凸显其女性身份，未对翻译过程进行女性主义干预。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意识；语言特征；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168-03 　　 　　一、问题的提出 　　 　　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之一。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就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风格，还是写作技巧、主题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特点。该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而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其女性诗学方面。 　　然而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喜福会》翻译的研究。迄今，《喜福会》已经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而中译本就有四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译者为男性，另外两个版本虽由同一女译者所译，但重译版有较大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起，性别差异已经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话题。然而在中国，语言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选取《喜福会》的四个中译本，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女性译者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出女性身份，是否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女性主义干预。 　　 　　二、中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性别语言研究回顾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加拿大，“代表人物有巴巴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苏珊娜?德洛特比涅尔一阿伍德(Suzanne LotabiniereHarwood)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feminized)和将翻译边缘化的过程”，而在翻译实践中“要求对文本进行女性主义创造”。西蒙(Simon)在1996年出版了专著《翻译中的性别》，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源于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其理论主张“与其说是翻译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或政治实践”。加拿大文学翻译家弗洛图(Hofow)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三种主要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彻底颠覆”。中国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从2000年到2005年，先后有近一百位翻译研究者对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兴趣”，但研究多集中于理论译介、理论研究，对于女译者的翻译作品实践研究相对匮乏。 　　性别与语言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Jesperson是最早研究语言性别差异的西方语言学家之一，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使用委婉语更多、诅咒语较少，语言使用比男性保守”。RobinLakoff总结了美国女性语言的主要特征。而对于语言性别差异的解释性理论被归纳为生物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等。国内对语言与性别差异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也已产生不少研究成果。早期研究主要体现于外语界对国外理论和研究的译介、综述，后来汉语界学者从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等角度研究了汉语中性别语言的差异及其表现形式等。前人对性别语言表现形式的研究可以归纳如下：国外研究结果表明“词汇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情态词语、特殊的色彩词、强势语、委婉语等；句法上，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反义疑问句、强调结构等”。而国内的研究也基本上印证了国外的研究。 　　 　　三、《喜福会》男、女译者的语言特征 　　 　　根据前人研究总结出的汉语性别语言特征，笔者主要从词汇使用方面来分析《喜福会》男、女译者的语言特征，分析包括非确定词、句末语气词、感叹词、强势语和颜色词的使用，见表1。表1《喜福会》男女译者使用各类词汇次数汇总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女译者的译本除在强势语使用上与以往研究结果吻合外，其他词类的使用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女性语言特征，在使用次数上反而略少于男性译者。 　　 　　四、《喜福会》男、女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者提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干预，要求译者对文本借助增补(supple.meming)、加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