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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课堂文化比较的研究 　　摘 要：本文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中西方课堂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析各自的课堂文化内涵，解读课堂物质文化和课堂精神文化以及课堂制度文化所蕴含的内容及特点，对中西方课堂教学情境进行对比分析，从深层次探寻其差异背后的文化缘由。 　　关键词：中西方 课堂文化 比较研究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共同生活中的基本时空。课堂既包括物质环境、课堂规范、交往行为等显性层面， 也包括价值观念、情感态度、精神气质、人际关系等隐性形态。有学者认为，“课堂是教师、学生及环境之间形成的多种功能的综合体， 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意义的整体， 是焕发出师生生命活力的复杂系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课堂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而且更应该是探究知识的场所， 课堂不是教师教学行为模式化运作的场所， 而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1] 　　课堂文化是教师和学生等多种教育要素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课堂风气、规范、心理环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综合体。课堂文化包括课堂物质文化和课堂精神文化以及课堂制度文化。而课堂文化则是学校课程实施、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教学活动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特别是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之间的互动，更是教师教育智慧生成和学生智慧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吴也显，刁培萼）。课堂文化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师生自主参与、共同学习、相互创生的过程，目的在于用智慧统率知识，促进师生，以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地位。[2] 　　在将课堂教学推向文化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早期所作贡献最多的首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其中以菲利普.杰克逊的《课堂生活》为典型代表，他提出：群体、颂扬和权力影响着课堂生活， 师生必须学会应对群体、赞扬和权力。随后，多勒在杰克逊的研究基础上，补充提出了课堂教学具有多元性、同时性、即时性、历时性及难以预料的公共课堂气氛等五个特点。美国学者古德和布罗菲通过大量的课堂观察，结合丰富而生动的课堂案例，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四个主要目的， 这对课堂文化研究具有方法和内容上的借鉴意义。对课堂教学文化研究的另一贡献则来自于近几十年来的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的研究。尤以布迪厄、阿普尔、吉鲁等人为代表，他们围绕“教育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一命题展开研究，一方面剖析了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定与变迁中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又对教育过程的文化涵义做出了分析。其中阿普尔从居于文化霸权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其课程文化观，这使课程理论突破了工具理性的范围， 进入了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课程的新阶段。2002年，美国学者斯坦伯格和金奇洛在《学生作为研究者：创建有意义的课堂》一书中将“学生作为研究者”，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观和学生观，把批判、探究、创新带入了课堂，使课堂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把课堂文化从工具性状态中解放出来，为课堂走向自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3]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课堂教学文化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多散见于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的著作中，如1992年出版的刁培萼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一书探讨了课堂教学的人际交往状况。2000年郑金洲所著的《教育文化学》一书对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分别加以系统论述，就教师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999年， 《课堂教学社会学》（吴康宁著）出版， 它是国内学者关于课堂文化的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作者明确提出了“课堂文化”概念， 对课堂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根据社会文化的不同性质， 课堂教学中的社会文化可分为规范文化与非规范文化、主动文化与受抑文化、学术性文化与日常文化， 课堂教学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导致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 而正是这种文化冲突为实现课堂教学的功能开辟了道路， 提供了可能性。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异及其所引发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对中西方学校教育的情形作了整体上的比较和分析（如：郭志明，余艺文等）。[4] 　　纵观国内众多课堂文化研究，大多建立在思辨研究基础上，是对课堂文化的一种理论层面上的理想化设计， 不能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指导一线教学。而当基层教师怀着对研究理论的认同和践行的热情， 试图参考这些理论， 建设自己的课堂文化时， 最终也只能是无法下手， 望洋兴叹、望“论”兴叹。[5] 　　当前，我们从国家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教育改革，但改革仅仅流于形式和表面化，缺乏对教育改革的文化功能、文化使命应有的关注、尤其对课堂文化重视不够。在中国传统的课堂中，教师总是只靠自己的设计向学生传授既定的课程文化。学生仅仅是被动地掌握教师所教的具体内容，学习动力主要是外压式的，因此课堂缺少生命活力的跳动，少见智慧火花的碰撞。学习经常是处于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状态。然而，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是有着思想、情感、意志、价值观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