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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财税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权力下放造成地方滥权，严重影响中央政令推行。特别是在财权问题上，双方矛盾更是由来已久。而双方的耽于博弈带来的是民众利益的被忽视，中国综合实力的与日剧增，经济上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再寻求建立过渡性制度模式了，而应重点推进实质意义的财政建设。深化改革不是简单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是要为收支规模的正常化和收支平衡构造长期有效的条件。 　　关键词:财权；宏观调控；结构；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 　　中图分类号：F224.1 　　1 引言 　　当中国经济这架大车在历史的快车道中隆隆向前的时候，智者早已预见到问题会随发展而来，于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向以人为本转向。但是，当一个庞然大物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惯性可能超乎所有人的想象。2006年，和谐社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经济发展带来 的问题也以日益激烈的冲突出现在人们面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渐渐浮出水面。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第三方也就是民众的利益似乎被忽视了。 　　2 中国的财权结构体系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已通过1994年的财税配套改革搭建了一个“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框架。但由于种种制约条件，1994年体制的过渡色彩比较浓重，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对之加以改进和完善。现实生活中近年基层财政运转困难的问题，与这种困难直观相联的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使两者严重缺乏对应性的问题，等等，都和体制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2.1 分税制的历史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2.1.1 实行分税制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尴尬。19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如果说中央财政的难以为继直接催生了分税制的降生的话，具有过渡性质的“财政包干”制与“条块分割”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的旧体制相结合所造成的重重积弊，则是分税制改革不得不改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包干制与“条块分割”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企业的旧体制相结合所造成的弊端也在日益显露。它相当程度上导致始终伴随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并且十分突出的重复建设、结构失调、地区封锁、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对于1993年的严重经济过热，包干制可谓难辞其咎。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 　　2.2实行分税制的积极效果 　　 　　分税制实行以来的效果无疑是巨大的。 　　2.2.1 分税制改革的成效 　　分税制已经实行了整整12年，是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最稳定的一个财政体制。1994年－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4％，其中，中央收入增长16.1％，地方收入增长19.3％。10年间，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从分税制改革前的5000多亿元增加到如今的2万多亿，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3年的18.6％。同时，200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4.6％，比1993年的39％提高了15.6个百分点。 　　2.3 分税制改革带来的问题 　　分税制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财政制度，必然有其不全面的地方，它的实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3.1 政府行为效率的损失 　　事权、财权和税权相结合，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税权，这是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和基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只着眼于分税，而在事权的界定和税权的划分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由于各级政府事权界定不清，制度规定上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导致各级政府间的职能范围界限不明，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完全承当起其职能范围内的事权，而是将其转移给下级政府。另一方面，当时改革的主要意图是扭转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分配格局，制度目标决定制度安排，导致财权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