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比较的研究“史学双璧”.docVIP

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比较的研究“史学双璧”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双璧”。从古到今众多学者对他们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其实，几十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要求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并且要“读《资治通鉴》，进而续《资治通鉴》”。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档案工作者。他们的巨著都属于档案编纂成果。这些问题，在不少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证，这里就不再赘述。因此，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研究一下两者在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对我们今天的档案编纂工作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1　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性比较 　　 　　档案文献的编纂指导思想决定了编纂的性质和内容走向。两司马的编纂思想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都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两司马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如秦朝兴亡、项羽成败、文景之治、武帝为政等，都比较一致。但是，两者的编纂思想相异之处也不少，如下表： 　　由表可见，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则为封建帝王统治做参谋，以史为鉴，是正宗史学。两者各有千秋，但就比较而言，无论从编纂学，还是从历史观点，历史文学等方面来看，司马迁都比司马光略胜一筹。 　　对档案工作的启示：档案最大的作用是凭证作用，无论是为当代还是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可信的事实凭证，所以，一定要保证其真实性及客观性。而档案编纂成果是除了档案原件之外的，对历史的最好反映，因此档案编纂人员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为历史服务。这就需要档案工作者持有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立足于社会各个阶层，而不仅仅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要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 　　 　　2　档案文献的编纂体裁比较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通史，即是其叙述的时间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阶段，或者某个朝代，而是按历史发展，能贯古今的历史书籍。但是再细分，他们所属的具体体裁却不相同。 　　《史记》属于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它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 　　自司马迁著《史记》，创立纪传体之后，班固以下的史家，多仿其例。“纪以包举大端。传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据”，显示了其巨大优越性。记述全面，包罗宏富的纪传体史籍逐渐取代编年体而成为汉唐之间史书的主流。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 　　而编年体则注重时间脉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时系年。我国先秦时期，基本上是编年体独盛史坛的局面，盛行《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式的早期编年体，以年月为次。记事简明扼要。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到宋代，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可谓是纪事本末体的雏胚。司马光总结了以往编年史家的经验，发展和完善了这种古老的体裁，代表了我国古代编年史的最高成就。他吸收了纪传体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本末，以“书”、“志”叙述典制兴废演变本末的优点，纪事体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萌生了纪事本末体的雏胚。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是有区别的。前者采用时间本位，后者采用事件本位。而《通鉴》则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兼而有之，但以时间本位为主。它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垒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对某个时期的历史，常集中叙述其主要事件。同时兼顾其他，主次有别，中心突出；对某些不宜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其记事。每每采用追叙法，先溯由来，再及本事；亦用补叙法，首先依时述事。其次点明后果。上述连载法、主次有别法、附叙法、追叙法、补叙法，在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抵触的情况下，由于《通鉴》重视交待史事的本末因果，常常并不拘泥于“事系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而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似有突破编年体的趋向。 　　至《资治通鉴》问世，迅速在史学界掀起一股“编年热”，补头、续尾、节要、仿作之书络绎不绝。司马光在编年体发展的长河中，起了总结旧例兼开创新体的作用， 　　对档案工作的启示：虽然体裁是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