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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审美趣味及其能动的作用 　　摘要： “审美趣味”问题一直是美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论述了审美趣味作为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不仅具有个人差异性，还具有社会共同性。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不仅一切物质生活用品进入了生活需求的领域，艺术也成了可以消费的。文化的“纯审美”时代向“泛审美”时代的过渡已成为必然，“审美泛化”与“大众文化”相互渗透并相互影响。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因此，审美趣味的提升，不但可以成为审美创造的动力，还可以为大众文化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反作用于审美实践活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审美趣味 能动作用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意识是实践的产物，而审美趣味则是审美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审美趣味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由审美主体主观臆想出来或本身就具有的，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审美主体在以往多次面对待定的审美对象时进行审美实践活动所不断形成的，归根到底是由主体和客体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结成的现实的审美关系转化而来的。它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并对实践活动起着积极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适用的。 　　一、审美趣味的个人差异性 　　“尽管趣味仿佛是变化多端，难以捉摸，终归还有某些普遍的褒贬原则；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的心灵感受所起的作用是经过仔细探索可以找到的”。[2]休谟认为，要找出趣味的标准“最好的确定方法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共同经验所承认的模范和准则当做衡量尺度”[3]。在《论趣味的标准》一书中，休谟一直在试图探索和寻找趣味的普遍标准和解释其差异性的根源。然而，休谟认为的这个标准，仍是以少数权威的个人感受为标准，这是不客观的。因此，他未能深刻揭示审美趣味个人差异性的根源。 　　有人认为，审美趣味是由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决定的，必然受主体想象力制约，因此对审美对象也就随之带着具有浓厚情感色彩的主观价值取向态度。这样，审美趣味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选择性、情感触发的偶然性及审美体验的随机性。审美主体无论对何种审美对象和处于何种审美关系总是要习惯性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的情感倾向，有人认为审美趣味完全由审美主体的内部结构决定，必然由其主观随意性决定，因此审美趣味完全是个人的事，审美趣味也必将千差万别。比如同在一个学校的大学生，就有人喜欢唐诗，有人钟情宋词，还有人迷恋元曲。 　　这种将审美趣味完全取决于审美主体内部结构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是不科学的。将审美趣味完全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快感与不快感，既割裂了与客观物象的联系，又忽略了审美对象的客观独立存在，还全盘否定了人们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实践。这是我不能赞同的。但从方法论来说，这种重视审美主体及其情感体验等内部结构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是有一定启迪的。 　　审美趣味离不开审美主体，并受到审美主体的内部情感结构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它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一系列审美实践活动的，如审美主体的教育经历所积攒的文化教养，以及审美主体人生经历中所历练的审美能力等。审美主体的个人实践过程各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欣赏和判断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也就千差万别，不可避免地致使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个人差异性。“实践规定了人对世界的把握程度、深度和水平”[4]。也就是说，所经历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不同必然规定了不同审美主体之间的不同审美趣味，这才是审美趣味具有个人差异性的根源所在。 　　二、审美趣味的社会共同性 　　审美趣味的形成断然离不开人的遗传因素、先天素质等生理基础，但后天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即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个人审美经历、审美实践及民族审美文化等。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相应地，任何审美主体必然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审美趣味就必然包含并体现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等共同的审美要求和趋向。审美趣味与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极不相同。比如：饮食上的趣味，你爱吃辛辣的火锅，他爱吃甜品冰激凌，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只具有个人的性质，不要求得到其他人的普遍赞同，而且不能分辨出哪种更好，无所谓高下。审美趣味则不同，它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偏爱”，具有社会性。它希望得到社会的普遍赞同，并时常引起争论。 　　“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人作为社会的人，他使用的各种工具，他具有的各种经验和知识，都是社会提供的，也都是受着社会发展制约的”。[5]由此可知，审美实践活动是受着社会制约的，这就是审美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