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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的研究曾国藩 　　1982年秋天，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部毕业，分配到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刚刚创建，正在做整理出版湖南地方文献的事情，请有关学者列出一大批拟整理出版的湘人著作名单。有关出版计划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批准，其中有著名的六大全集，即《王船山全集》、《魏源全集》、《王先谦全集》、《王闽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我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业，很有意义。我向社领导表示，愿意参与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社里将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的事情交给我来负责。 　　曾国藩这个人我不陌生，从小时读近代史，就知道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头子，稍后还知道他的头上戴着三顶铁定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也知道，过去出过《曾文正公全集》，是一部颇有名气的书。那时是1984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八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我的思想里，曾国藩虽不在正面人物的范围内，但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文字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既然有全集在先，重新再出版，也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当我在应承下来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然而，随着这项工作深入进行，才知道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将要出的《曾国藩全集》，不是过去的《曾文正公全集》加上新式标点后的简体横向排版，而是根据省图书馆所藏原始史料的重新编排。说起这些史料的收藏，也颇带有传奇性。 　　曾国藩是一个档案意识很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即便是家书、日记这类纯属私人性质的东西，都留有副本，尤其是他后来身为带兵统帅，常年处于战火之中，更是留心录副与保存。有专人替他将一段时期的公私文字。送到他的老家加以收藏。他身后，长年留在他身边的文稿、文件与图书，也被一并运回老家。曾氏后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雇有专人看管，世代珍藏。1949年以后，他的第四代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曾将曾氏父子的部分亲笔文字带去海外，其他大量的文档则留在老家富厚堂。经当时省政府中有识人士的保护，这批文档逃过了险遭焚烧的一劫，被安全运到长沙的省图书馆。又因这批文档不被重视，存下后就不再被人理睬，而侥幸躲过“文革”破“四旧”的大劫，终于度过百年沧桑，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用一辆板车，将社里唯一的一部复印机运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一名复印员负责复印，我则在图书馆里的一问矮小破旧的库房里，寻找和翻阅那些需要复印的文档。百多年下来，当年那些文档大多已经发黄、变硬，有的还被蛀虫蛀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格外小心。而且喉鼻往往被随之而来的霉味呛得极不舒服。工作环境既不好，进展又慢，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才把除奏折外的该收入全集的资料大致复印完毕。 　　当时，由出版社出面，组织了一批文史专家。对这些文档予以整理。为了更好摸清这些材料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动手，先行整理曾国藩的家书。 　　曾氏的家书是其全集中一个重要部分，名气很大，版本也最多。对于我们所编的这套新版全集来说，整理这个部分，颇有代表性。我将可以找到的版本尽量找来，一本本地阅读比较，最后确定，以曾氏故居富厚堂所藏的抄本及原件作为基础，以光绪二年家刻本及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一参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收集百年来发表与未发表的其他曾氏家书，作为补充。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这个方案，后来就成为整个曾氏全集新版本的编辑总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新编曾氏全集的家书部分出来了，足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家刻本的两倍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我还为每篇书信写了提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捧着刚出版的两大册家书，我有一种欣慰感。不料，就在这种欣慰感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便遭遇了风暴。书上市没有几天，《湖南日报》便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大文章，强烈责问“谁在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我心里有点紧张，参与曾氏全集整理的一些专家也纷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背景吗? 　　我连夜到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家里，整理出版地方文献这摊子事归他管。这位领导说，据他所知，这篇文章的后头不可能有什么背景，劝我们不必太在意。接下来。并没有看到后续的文章，也没有接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之类的话，于是大家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久，海外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纽约《北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题目叫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副题为《评中国重新出版》。文章说《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来自海外的这种出乎我们意料的热烈反响，对《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从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