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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分类的体系的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乐器分类体系是中国传统音乐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有关乐器分类体系研究论文为基点的综述，不但可以管窥乐器分类体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而且有利于人们把握乐器分类体系的文化内涵与未来趋向。 　　【关键词】乐器 分类体系 比较 《诗经》 　　“乐器是迄今历史上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旋律和歌曲在本质上并不是那种可以由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品，它们作为自发运动的表现与民族气质和种族传统有着最内在的联系，它们往往是不可转让的，我们不可能区分这种文化财富与那些可转让的文化要素。而乐器是纯粹的文化因素。它可能由于适合某一种族的爱好而被某一民族吸收过来，也可能由于与该种族的气质相违背而被这个民族忘却。但它本身是人类的手工产品，它受文化潮流的推动，超越了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乐器分类体系的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仅将研究视野局限在《黄钟》《中国音乐学》《乐器》等学术期刊中具有代表性的10余篇论文上，试图通过以下几方面的综述，描绘出乐器分类体系的新成就、新态势，并对现存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乐器分类体系研究 　　乐器分类体系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学界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然而，在这个领域依然不乏有深度的论文成果。如郑德渊的《乐器分类体系》，该文对数十种乐器分类体系或思维进行探讨，认为“没有一种是十全十美的，若要全面则失之繁琐，若要简单清楚，考虑的层面就较低，而在分析探讨其体系，对于‘修正’的工作亦无绝对的必要性。例如经过半世纪的H-S系统，一种编码，即可让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了解这个乐器的性能，少数人的修正并不能获得时空之认同；而对于同一文化层的人，一种较窄面的分类体系，也能使这文化圈内的人对本身的乐器环境有所掌握。”关肇元的《乐器分类探讨》，不以材料、音性、用途或弹奏机构等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而以乐器发音系统的机理，亦即“声音的发声方法”为分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关肇元的现代分类法中，第一阶元，他使用了H-S系统的四大类：体鸣、膜鸣、弦鸣以及气鸣，在第二阶元，他依据国际惯例，大致分为大类（Maioreategory或GreatClass）、类（Category或elass）、大族（Grestfamily）、族或属（Fa—mily）、种（Kind）。在杜亚雄的《中国乐器的分类》一文中，“他认为乐器是人用来演奏音乐的工具，在音乐演奏实践中，进行演奏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决定性的因素，物只占次要地位。他批评S-H系统是首先从‘物’着眼，见物不见人的分类法，逻辑性很强，但几乎只适宜在民族音乐学家搜集资料时和乐器的研究、收藏中运用，所以和音乐演奏实践无缘。”杜亚雄提出，“为了建立符合音乐演奏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乐器分类法，必须在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各种分类法的合理成分，对现行分类法进行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二、中西乐器分类体系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已被音乐学界广泛运用于各个研究领域，当然，乐器分类体系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杨民康的《中西乐器和音乐分类法的多维关系比较研究》认为，“长期以来，在西方音乐体系里较多习用宏观分类法和微观分类法这一对乐器分类观念和方法。但是根据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的乐器分类法的考察，可说其中并未局限于从上述二元对立关系来谈乐器分类。受此启发，似可兼从其他的两分法诸如‘物质的和文化的’‘局内的（insiders）和局外的’（outsid—ers）‘主位的（emic）和客位的（etic）’‘人工的和自然的’‘形式化的和非形式化的’‘比较的和描述的’等交叉分类思维侧面，对上述‘宏观—微观’分类体系予以补充。但是在这种交叉的分类思维系统中，宏观分类法和微观分类法乃位于核心，是一对最重要的分类概念和方法。”张柏铭的《中西乐器分类法之比较》指出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和中国传统乐器的分类法，各具优势和特色，萨克斯乐器分类法具有科学性与逻辑性，中国传统乐器分类法具有民族性、人的主体性和实用性。 　　三、《诗经》中的乐器分类研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其内部载有丰富的乐器信息。刘莎的《〈诗经〉中乐器总量及类别探讨——关于其乐器学诸问题的阐释之一》以《诗经》中的乐器为研究对象，从乐器学角度出发，对乐器的总量、类别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她认为：“《诗经》中的乐器总量应该为24件，限于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原因，《诗经》中极个别乐器的器形记载不一，从而也间接地影响了乐器的分类问题。”因此，“文中按照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弦乐器的方式仅对其中的22件乐器进行了大致分类。”张潇潇的《浅析〈诗经〉中的24种乐器》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诗经》中24种乐器的分类及文化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