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对到上章中唐至五代次对转对制变迁的研究.docVIP

从面对到上章中唐至五代次对转对制变迁的研究 　　摘 要 中唐以来创立的奏对形式次对、转对，是皇帝“延英”、“入”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在制度渊源上一脉相承，于朝廷日常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代朝会听政制度废弛，后唐明宗另创“内殿起居”加以整顿，转对也转而主要依附该制举行。受“起居”礼仪性强于行政性影响，此后转对重要性大大降低，实现方式也从“面对”变成“上章”。但是这种看似衰退的变迁却为宋代士大夫的制度设计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 次对，转对，听政，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33-07 　　当前唐宋史研究中信息通进问题受到重视，与学界关注较多的文书流通研究相比，讨论奏对这种君臣当面交流方式的成果还不多，笔者此前曾分别撰文对唐代次对制与北宋转对制进行了探讨。①这两种奏事制度在渊源上一脉相承，都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借由某种朝会听政仪式，每回轮次几员面对或递呈奏章。可是名称与程式的差异还是反映了它们在性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来说，唐以来的次对是一必要行政环节，是皇帝解决现实需要的调整性办法，更多着眼于政情；宋代转对则是辅助性求言议政渠道，是士大夫追求理想目标的原则性设计，主要受政风影响。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它是如何形成的，原因何在？正如目前学界所批评的，对唐宋制度之不同不应满足于简单的类型比较，更要从变迁的具体过程来把握。由是之故，笔者试图考察中唐至五代时期转对制的前后衔接与微妙变化，在弄清制度发展全貌与时代互动细节基础上，发掘唐宋之间五代的价值、意义，从而为把握唐宋政治运行方式变迁提供有效观察视角。 　　次对这种新兴奏事制度的产生与唐代朝会形式变迁有关。②从安史之乱开始，原来的常参制遭到破坏，相对简易的延英殿听政兴起。③后者本来只是临时性召见宰臣议论政事，其举行场所仅为一偏殿，①但到唐德宗时期它已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决策会议，替代了以往常参听政在中央决策中的位子。可是，随着延英听政重要性的提升，其具体操作形式并未得到相应发展。当时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宰臣，其他官员的参与只能是临时召对与请对，这便引发了扩大皇帝听政接触面、协调政治参与权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贞元七年（791年）唐德宗下诏，“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不久“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对，访以政事，谓之巡对”。②尽管上引文字没有出现“次对”字样，但一般还是认为这便是该制创立的标志，③因为唐顺宗朝李■奏罢常参官巡对时说： 　　准贞元七年敕常参官并令依次对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两员足备顾问，今更置次对恐烦圣听，敕宜停。④ 　　所谓“并令依次对”是指，常参官两人奏事是根据次对这种奏事方式设立的，而次对就应当是“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当然， “次对”一词早已存在，如德宗即位之初曾对陆贽说： 　　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⑤ 　　这指的是召对臣僚或允许官员请对，⑥并非一种稳定的制度性规定。所以，只是在贞元七年诏书将这种奏事固定化，规定相应参与人员，作为一种奏事制度的“次对”才算真正建立。 　　对于学界聚讼纷纭的次对、巡对具体含义和两者关系，笔者此前曾指出，巡对仅指常参官引对，次对原意为奏对顺序上的依次而对，而非传统观点“亚次”某官。可是次对涵盖范围怎样，诸司长官奏事是否就是待制，则没能做出具体说明。为了讨论方便，先列学界主要观点如下： 　　如上表所见，学界能够达成共识的只有巡对，对次对、待制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且都没作明确说明。实际上，中晚唐为时不短，各种制度随时而变，上表所列各家观点都较笼统，其正确性往往只局限于某一时段。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待制奏事制。待制之名由来已久，待制奏事兴起时间却在唐德宗时期。唐前期待制主要指一些官员轮流担任皇帝顾问，⑦安史之乱后，由于听政与决策方式的转变，待制的功能定位也随之变化。大历十四年（779年），因战乱停废的“直日待制”制度得到恢复，“待制”职责定位仍是“以备顾问”。⑧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试图进一步改革此制，他希望在“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⑨这便将待制官变成常侍、谏议、补阙、拾遗一类专职官员，不再是部分官员的临时职责，或长期兼职。⑩由于这一举措将会带来官僚队伍的膨胀、增加财政压力，在臣僚反对下德宗放弃了这一念头。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德宗令： 　　每日待制官各陈所见一条，仗下后封进，观古略兼补阙、拾遗，有足匡时，固宜无隐。如事烦细，非理道所切者，不须。① 　　这便将待制职责扩大到必须上章奏事，而非以往只是被动地作为皇帝咨询对象。此后这一规定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待制奏事一直都作为皇帝朝会听政的组成部分。② 　　将德宗时的待制奏事与前述诸司长官奏事相比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