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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路径探析 　　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公益性事业单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从文化领域来说，由于公益性的概念无法量化，因此简单用公益性来界定文化事业单位在实际中不具有操作性。因此，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科学分类直接关系到合理界定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不同原则和路径。本文试图从科学分类文化产品的角度，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进行界定，从而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提供方向。 　　一、文化产品的基本分类 　　目前，国内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文化产品可分为纯公共文化产品、准公共文化产品和私人文化产品。这个分类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公共产品理论自 19世纪末产生以来，是西方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科的研究之中而形成的理论。 20世纪中期，萨缪尔森等学者将此理论进行深化并推向成熟。按照萨缪尔森提出的定义，公共产品应当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基本特点。后来布坎南又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认为俱乐部的形式使得收取费用的机制排除了另一部分公共成员的参加。与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公共文化产品也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以目的性的价值判断为前提的，关系着国家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类更加复杂。 　　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指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主权、文化信息安全或社会稳定，或与国家和民族文化创新、传承直接相关的文化产品，如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频道、对外频道、国家信息网络、重要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原创性的文化、艺术产品和出版物，基础类或直接面向中央决策的重大理论和政策性研究课题等。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指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性质。这类物品可以由个别消费者占有，因此具有竞争性；但又具有外部性，即这类物品的消费会产生外部效应，因此具有公共性。如广播电视和出版业中的科技、财经、农业、生活类文化产品，代表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和节目创作，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纪念馆、少年宫及其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纯公共文化产品是政府供给的主要范围，而准公共文化产品则可以寻求多样化的供给方式。 　　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路径 　　现阶段对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理论研究是不够的，原因在于文化领域事业单位业务范围众多，表现形式复杂，行业差别分明，给理论研究带来巨大困扰。而且在实践中，对于某个单位个体，无论其改革的成功与否，都很难将其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范本，成为其他单位可以照搬的模式选择。总体来看，根据基于文化产品分类基础上的改革路径分析，可以为当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提供思路。 　　一方面，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应当彻底交由政府直接提供或政府委托给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承担纯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事业单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政府行政职能的延续。对于提供纯公共文化服务的事业单位，对其管理不是“扩大自主权”，反而更应当加强监督和直接管理。这部分文化事业单位应当仅仅能够享受非常有限的自主权，它直接附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其财务、人事等管理可以参照政府部门设置，而且处于严格的审计和监督之下，同时不能够进行任何创收性行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和政府捆绑在一起的事业单位，才能保证政府严守纯公共文化服务的边界，使自身责任得以完全实现。这类文化事业单位，尽管作为“民法”上的独立法人进行登记，但是从其职能和设立依据上，它完全遵循公权力运作的机制，是国家权力的体现。目前，我们的分类改革中第一类回归到“政府机构”中的文化事业单位，和提供纯公共文化产品的文化事业单位，在性质上应当是一样的。与其按照当前的改革方案，将这些组织统一纳入政府机构，倒不如继续将它们保留在“事业单位”名下。 　　另一方面，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明显的是，营利性的和收费性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也就是可以由市场机制调节的部分，应当交给市场。而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则应当交由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以及文化领域其他社会组织来完成。为承担提供这部分公共文化产品的职能，文化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外包、社会赞助、适当收费等多种渠道来经营，既遵循公益性宗旨，也适应市场规律的要求。对于这一类文化事业单位，政府应当积极通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促进社会赞助、民间集资等方式进行支持。这一类的文化事业单位在管理机制上相对应当比较独立。它应当有着自身明确的公益性目标和业务范围，并且具有相匹配的绩效指标。政府对于它们的监督管理，不再是行政命令控制下的人事、财务等管理，而是基于对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量化评估基础上的目标监督和管理。它属于社会第三部门组织，理应不再采用行政部门所行使的直接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