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的研究述评.doc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的研究述评 　　摘要：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0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0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0的整体图式。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关键词：公民社会 统合主义 中国NGO NGO的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NGOI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Gold，1990；Ding Yijiang，1998；Saich，2000；Morton，2005）。中国NGO的“爆炸式”增长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也引起了海外研究者2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开始以NGO为视角观察中国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早期的研究聚焦于因NGO发展而引发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争论，相关文献主要依托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统合主义4（corporatism）两大理论模式来展开分析。公民社会理论着眼于NGO的蓬勃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领域的开放和自由民主的想象；统合主义则强调国家通过制度环境的构建以及各种控制策略的运用，大幅压缩NGO。无论是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还是社会对国家的依附，上述两类研究都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分配状态，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然而，国家与社会关系既不是“国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而是“国家镶嵌在社会中”，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两方面中都各有若干不同因素在不同方向上相互交织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发展之中，其“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常常在论文的墨迹未干时就不得不更新”（YoungWoo，2000：5）。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统合主义理论，可能都无法真实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践。因此，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倡导关注中国NGO的行动，通过观察NGO使自身的存在与行动获得合法性以及为社会变迁而与国家有效互动的过程，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的实践。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尝试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当代中国NGO研究。 　　一、当代中国NGO的爆炸性增长 　　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中国30余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与多元化，政府继续其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再可能，这就需要有新的制度性机制来联结国家与社会（Howell，2007 Watson，2008：12-47），NGO应运而生。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NGO的发展，许多海外研究者注意到，与西方NGO因“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而产生不同，中国NGO有自身特殊的发展逻辑。有研究者将中国NGO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动力”（White，et al.，1996：7-10），认为首先是因为导致了政治紧张与社会冲突的总体主义政治制度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而使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为NGO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或结构基础。还有研究者强调了对外开放的影响，尤其是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NGO发展产生的影响（Howell，2004：143-171）。归纳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NGO发展的基本动因在于：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同质性和宗法人伦秩序，个体主体意识的自觉和重义轻利价值结构的消融，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和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从统一状态走向疏解状态。市场经济培育与塑造了现代人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和平等观念，为NGO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观念基础。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社会中权力与资源的不断再分配，这些变化为产生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White，et al.，1996：23-25）。或者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市场经济的日益增长与政治控制的放松创造了有利于NGO活动的环境（Ma，2002）。 　　其次，国家对社会变迁的反应。一方面，NGO是集体行动的载体，能产生组织性力量并宣扬其组织的价值目标，会对国家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国家对它们实行了严密控制。自从国务院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