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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文献学的研究的方法论浅议 　　摘要：在华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仪礼》是比较难读的一部书，这主要是由于它语言古奥，文辞简略；名物茫昧，无从考订；仪节烦琐，无从通贯。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历代《仪礼》文献，考察分析整个《仪礼》文献学史，除了要研究具体的个案学术问题，还要从理论层面把握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其中既要考察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中的诠释方法论情况，也要讨论当代《仪礼》文献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有关情况。只有兼顾古今各自所需遵循的原则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才能促进当代《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开展与深入探索。 　　关键词：《仪礼》文献学；研究方法论；诠释原则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124-05 　　 　　《仪礼》是一幅中国古代社会的形象的历史画卷，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为后人深入窥测与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化窗口。从当代学术视野加以审视，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非常丰富，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体系。考之两汉以来的学术研究史，对于《仪礼》一书的文献学研究非常兴盛，留下了一大批丰富的学术论著，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今天我们从事《仪礼》文献学的研究，不仅要重视对那些传世礼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更要注重对于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所谓《仪礼》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指的是从事《仪礼》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并不是进行《仪礼》研究的具体方式、方法。从《仪礼》文献学的研究史实来看，传统的《仪礼》文献学研究多属于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经学研究的成分比重很大；而现代的《仪礼》文献学研究不仅需要继承原有的研究理路，同时又需要更加重视学科的建构和发展，强调以学科的理论来指导和总结前人的释疑解纷，力求避免堆砌材料、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做法，用以指导文献的阅读、收集和传播。下面，笔者将从传统《仪礼》文献诠释和当代《仪礼》文献学学术研究两个方面，探讨其中蕴含的有关方法论问题，借以指导今后的《仪礼》文献研究。 　　 　　一、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的诠释方法论 　　 　　从历代传统《仪礼》文献学的学术研究传统来看，虽然不同学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诠释纠纷，但都体现出一种“朴学”的风格，这种诠释及整理的学术风格下面，隐藏着某些方法论的东西，其蕴涵的诠释原则是非常丰富的，择要举其荦荦大者而论之： 　　 　　1　强调“通贯六经”、“由博返约”的诠释思维 　　传统《仪礼》学的学术研究是以经学为主干的，以小学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说，主要隶属于经学的研究范畴。从研究对象角度而言，《仪礼》的经学研究大都是围绕礼经白文而展开的，但在实际研究过程当中，大多数学者同时也将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冠、婚、丧、祭等“礼文”纳入到观照视野之列，作为研究的参照物或比照互证的对象，这些“礼文”已经成为一种准研究对象。这些准研究对象的“礼文”，早期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之“六经”，其后又由“六经”进一步扩展到“诸子史传”和民间礼俗著作。在此基础上，文献学家从既定的研究目标出发，对《礼》经白文及那些“礼文”的语言文字材料进行全面的有系统的研究，较同辨异，彼此证发，以便清理与把握这些材料的内部条理。从微观上看，他们所采用的是一种“比较互证”的方式方法，把“六经”及此后的“诸子史传”、民间礼俗著作看作一个礼经系统，从整体上来贯通它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脉络，并通过注疏的方式反映和体现出来。这就是“通贯六经”。 　　与“通贯六经”相联系的另一原则是“由博返约”。《论语?雍也》中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罕》篇又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于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在孔子那里，强调要在“博学”的基础上“约文”，而用来“约文”的则是“礼”。到了孟轲口中，便表述为“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尽心下》)。儒家学者们口中的“文”，主要就是“六艺”之“文”，也就是“六经”文献；而所谓“礼”，用戴震的话来解释便是“条理之谓礼”，也就是事物的内在关联。后来，“由博返约”逐渐演变成一种学术传统，强调要把握条理来对纷纭浩繁的内容与样态加以综合、贯通，近代学者黄侃称其为“明其理而得其法”，便是“由博返约”的另一种说法。 　　这种“由博返约”的诠释思维，体现在《仪礼》白文的诠释上，就是强调对经文中的礼仪行文“凡例”进行研究，“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自汉代以来，《仪礼》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释例，从东汉郑玄为《仪礼》作注的随文释例开始，此后释例工作便成为历代礼学研究者致力探求的一项任务。到了清代，更出现了一批以释例为诠释要务的专门论著，如江永作《仪礼释例》，凌廷堪作《礼经释例》，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