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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文学中贵族女性婚姻悲剧的研究 　　摘 要：十九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贵族走向没落，资本主义逐渐确立发展的时代，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金钱逐渐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贵族女性的婚姻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财产和门第为杠杆的买卖婚姻的结合，导致了无数无爱婚姻的家庭悲剧；作为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贵族女性，既受到传统贵族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的教育，又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在新旧观念的影响下，加之女性自身诸多的矛盾性、复杂性，无法摆脱种种冲突，从而造成悲剧发生。 　　关键词：婚姻悲剧 贵族女性 十九世纪 　　任何一幕悲剧的出现，都与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九世纪贵族女性所遭遇的婚姻悲剧，也与这一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贵族日趋衰亡，资产阶级日益兴盛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头脑中物质利益的观念日益强化，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主要尺度。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趋于没落的贵族在婚姻的选择上也明显的受到新旧交替的影响。由封建包办的政治联姻转向以财产和门第为基础的结合，正是这种无爱的婚姻造成了贵族女性种种的婚姻悲剧。同时十九世纪欧洲涌现出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家，注重真实的反映生活，因而我们看到作品中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笔触真实的描写了这一时代贵族女性所遭遇的婚姻悲剧。 　　一、经济杠杆操纵下的婚姻悲剧 　　拜伦的《唐璜》就辛辣的讽刺了不合理的婚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上流社会夫妇之间相互欺骗的现象。尤为典型的是塑造了一位23岁的少妇朱丽亚，背着50多岁的丈夫去勾引一个16岁的孩子，绝妙的讽刺了这种建立在封建或是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的婚姻的不幸。同时把金钱如何毒害家庭，腐蚀人心入骨的表现出来。“拿走性命，拿走老婆，但绝不要拿走我的钱袋…”[1] （P346） 　　作为同时代的文学巨匠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巴尔扎克在他的笔下也再现了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社会，“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2] （P682）同时也用它的笔谱写了一曲贵族灭亡的无尽挽歌。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法国社会政权更迭频繁，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取代旧贵族，贵族日益走向没落的时期。巴尔扎克清醒地看到了旧贵族在资本主义金钱浪潮冲击下走向没落的必然趋势。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相当多的是通过女性不幸的婚姻和爱情悲剧来表现这种悲剧，透过她们的种种悲剧，他将敏锐的眼光投注于当时的社会时代，探究了她们悲剧的根源。“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3]（P682）这在“人间喜剧”中最具典型性的表现了金钱主宰下贵族女性婚姻爱情的悲剧。在巴尔扎克所塑造的众多的贵族妇女中，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形象最为典型，她是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典型代表。德?鲍赛昂子爵夫人（《高老头》）是“天黄贵胄，蒲高涅王室的最后一个女儿”，出身极为尊贵，是“巴黎社交界的王后”，上流社会的妇女都以能进入她的客厅为荣。（）。作为巴黎贵族妇女的领袖，鲍赛昂子爵夫人曾经对资产阶级妇女不屑一顾。少女时，当她还对婚姻一无所知的时候被嫁给了鲍赛昂子爵，基于财产和门第的“买卖婚姻”，毫无爱情基础，婚后看似高雅美满的婚姻实则处处充满危机。鲍赛昂子爵是个巴黎社交场的“风月老手“，但对妻子毫无感情。婚姻中没有爱情，鲍赛昂夫人转而把自己的全部爱情付诸于葡萄牙的一位有名贵族阿瞿达侯爵，并与之相恋三年，侯爵却难敌金钱的诱惑，因为每年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抛弃了优雅高贵的鲍赛昂子爵夫人，反娶了一个平凡的资产阶级女性洛希斐特小姐。金钱这一可战胜一切的法宝，击败了拥有出众的容貌，高贵的门第和显赫地位的鲍赛昂子爵夫人。极度痛苦的鲍赛昂子爵夫人看透了已经成为金钱奴隶的阿瞿达，焚烧了情书后隐居到了诺曼底乡间，与此同时，另一位过去曾受鲍赛昂子爵夫人百般奚落的资产阶级银行家纽沁根夫人却好不得意地挤进了她一心高攀的上流社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两个阶级的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贵族妇女的高贵出身，已无法与资产阶级妇女的巨额陪嫁相抗衡，因而难免沦入婚姻爱情的悲剧中。资产阶级妇女成为上流社会交际圈的主体，而贵族妇女则被迫退出舞台，甚至沦为弃妇。 　　二、贵族门第观念下的所谓“门当户对”的无爱的婚姻 　　在欧洲，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贵族的婚姻要受到诸多限制。在贵族门第观念等社会习俗的影响下，“门当户对”的封建宗法制婚姻，是双方权势、政治的联姻。然而这种单单基于门第权势的联姻，却没有爱情的不道德婚姻同样造成诸多的婚姻悲剧。 　　《苏镇舞会》的主人公爱米莉身上也得以体现，爱米莉小姐是德?封丹纳伯爵最小的女儿，她姿色出众、聪慧过人，但她并不听从父亲的劝告，她的年轻时曾顽固不化的父亲也看到时代发展的趋势，改变了一直恪守的贵族信条，将他的两个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