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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策略一个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6个省、2459个村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描述了各级政府、村级组织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农村公共投资的基本情况；之后本文分析了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及其可能的决定因素、探讨了不同投资主体的公共物品提供策略的异同。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企业在农村公共投资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企业在提供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时存在着一些有别于政府公共投资行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辅之以恰当的政策目标和相应的约束，企业在为农村提供公共投资项目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农村 公共物品 投资 　　作者叶春辉，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杭州 310029) 罗仁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一、引言 　　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公共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核心之一就是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韩俊，2006)。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2003～2007年，中央预算内和国债投资中用于农村建设的总量超过3000亿元，用于农村建设的投资占当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规模的比重，由2003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约48%(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08)。 　　尽管我国各级政府近年来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但仍存在很大的缺口。特别是在农业税费改革后，许多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了限制、加上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向农户集资、集劳，从而限制了一些公共投资项目的实施(Jia and Zhao，2002)。因此非政府来源的投资成为农村基础建设的重要补充。Zhang (2006)使用农村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村级自有资源在农村公共投资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村级投资贡献了近一半农村公共投资的份额。而企业在农村公共投资中，也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由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些研究发现，对某些公共服务而言，通过企业提供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Villanacci and Zenginobuz，2005；Buchholz and Konrad，1995；Falkinger，1996；Kirchsteiger and Puppe，1997；Anderson and Coate，2000；Cavalletti and Levaggi，200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完全由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Gronberg and Hwang，1992)。 　　就我国农村的情况而言，本文想要分析和回答下面几个问题：在村级水平能否由企业来实施公共服务项目?企业是否会在实施公共投资时考虑社会公平，即为贫困地区也提供相同的服务?由企业提供公共物品和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其提供策略存在什么差异?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比较政府直接实施公共投资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直接提供公共投资的现状、特点及投资策略的差异。为了达到该研究目标，本文首先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6个省、2459个村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来描述各级政府、村级组织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农村公共投资的基本情况。然后，本文将分析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及其可能的决定因素，分析不同投资主体的公共物品提供策略的异同。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第三部分为农村公共投资的基本情况；第四部分为模型设定；第五部分为多变量分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是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中心于2003年组织的农村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调查共收集了江苏、四川、陕西、甘肃、河北、吉林6个省、36个县、216个乡共2459个村在1998～2003年期间农村公共投资方面的数据。调查在选样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的主要农业生态区随机抽取样本省，同时样本县、样本乡也采取随机抽样，因此可以将调查样本看作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① 　　本课题组向每个样本省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每个调查小组在他们所调查的省使用相同的抽样程序进行抽样。调查小组在每个省选取6个县，选取县的方法是先将全省各个县根据人均工业总产值大小按降序排列，平均等分为3个组，在每组中随机选2个县。使用人均工业总产值是基于Rozelle(1990，1996)的研究结论，因为人均工业总产值是最好的关于生活标准和发展潜力的预测值；同时，这一指标相对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而言，可信度更高。调查小组在每个县也是随机抽取6个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