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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中日本外交安全的研究30年综述 　　日本外交安全研究，从中国社科院学科划分的角度来说，属于二级学科“日本研究”下的三级学科。同时，由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领域具有较大的重合性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一定从属性，将两者合并加以综述在学理上是具有学术合理性的。 　　日本外交安全领域的动向，较之于其他的日本研究领域，与国际形势有着甚为紧密的关联。因而，从非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划出冷战前(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大致是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头十年(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这三个十年期，来作为划分日本外交安全研究史的主要区间。同时，如下所证，这种划分既可以体现中国学者30年里各有重点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又可以反映日本外交安全领域自身演进的延续性和规律性。以下，在首先“抓总”的基础上。以三个十年为阶段划分，结合区间重点和特征，就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外交安全进行的研究史进行概论。 　　 　　(一)总体概观 　　 　　纵观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外交安全的研究，可以发现如下三大向好的局面和特点。 　　第一，学科的基础条件日臻完善。首先，学术队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纵向是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局面已显雏形，横向是知识结构趋向高阶化、专业化和多元化。其次，研究平台进一步形成，包括图书资料、学会、杂志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条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切为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前提和环境。 　　第二，研究成果内容宽泛、数量丰富、质量较高。从研究内容看，30年来的相关研究几乎涉及了日本外交安全领域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日本对外关系及战略政策、安全战略与政策以及防务建设等各类议题，基本没有留下重大的领域空白。从总量上看，保守估算相关论文不下千篇、著作不下百册(含中日关系部分，包括译著)。同时，研究成果具备一定深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开始转型升级，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日渐增多，知识创新得以推进。以上三种趋向与时间的推移呈正相关关系，进入21世纪后这种关系则更为明显。 　　第三，研究的立场和视角鲜明而连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强烈。本学科承载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回答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密切相关的“日本外交安全的发展状况和走向”。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始终对日本对华外交安全政策及日美同盟涉华部分、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和走向的外溢效应保持了连续的关注，产出了丰富的成果。 　　 　　(二)30年研究历程回顾 　　 　　1、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中日关系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迅速发展。中国学术界针对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的大国化趋势及影响、“历史问题”、日美同盟关系及日苏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评论。 　　(1)关于日本外交研究 　　80年代的总体研究特点是：第一，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从形式上来说严谨的学术论文并不占主流(执笔者多为对日工作参与者)；从内容来看主要是对以中日关系为重点，涉及日美、日苏等关系的描述，但这种“关系描述”既不很全面也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第二，具体而言，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论述日本需吸取历史教训、双方坚持和平友好条约和开拓发展两国关系的议题上；关于日美关系的研究，主要分析并展望日美同盟关系虽由于经贸摩擦仍是趋于加强的事实；关于日苏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涉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双边关系缓和动向。第三，开始有少许论文关注日本大国化趋势下的对外战略扩展，分析其所具有的(亚太)地区影响和作用。 　　(2)关于日本安全研究 　　80年代的总体研究特点是：第一，对日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成果量少质弱，缺乏厚重著述。第二，在8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由于国际形势及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中日关系和日本安全防卫战略的变动，分别出现了一些从关注日本的对苏防卫态势、防卫建设以及军事大国化等视角撰写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后一时期，中国学者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基础条件和发展倾向进行了一些考察。 　　 　　2、提速发展与成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进展、中日关系的深化发展，中国的日本外交和安全研究进入活跃期。研究的领域拓宽、层次深化，整体研究能力和水准明显提升，为本领域的研究进入2l世纪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可以说，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后半期)开始，中国的日本外交安全研究基座开始真正扩容并初具规模。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六大特点：第一，研究成果的数量激增，大大超过20世纪80年代。第二，从质量上看，开始出现较多的从理论和历史高度分析外交安全“战略”及“政策”的论文。第三，作为世纪末(延续到新世纪初)的特有现象，对日本外交安全战略和政策进行“冷战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