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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广播学的体系 　　金秋季节，丹桂飘香。在静谧古朴的川大校园，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接受了《中国广播》杂志记者的专访。目前，欧阳教授正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开展名为“21世纪广播理论前沿”的大型、系统性课题研究。这个课题聚焦新世纪广播最重要、最前沿的12个课题，全面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学相关理论。 　　难以释怀的广播情结 　　记者：欧阳老师，您的新闻生涯是从自贡人民广播电台开始的，您的学术思考也是从广播新闻研究起步的。现在，作为新闻传播学博导，您每年都会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进行广播学方面的单篇和博士论文撰写，您是怎么延续和保持对广播的深情的？ 　　欧阳宏生：我一贯认为，广播是中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不管未来的传媒格局如何变化，广播这种传统电子传媒一定会与时俱进，找到自己的新位置，唯一会改变的是它的市场份额。 　　我一直有广播情结。30年前，我进入自贡人民广播电台《自贡新闻》栏目当编辑记者。那时，广播是随时随地、名符其实的第一媒体，上班、下班路上，大街小巷，到处是收音机的声音。作为一个广播人，我非常骄傲。有一条广播新闻，让我终身铭记。有一年，自贡搞龙舟比赛，比赛现场锣鼓喧天，人声、桨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我是带着录音设备去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声音被环境声给盖住，就对着话筒大声说话。回到台里，我发现出大问题了——现场音响完全被我的讲话给盖住了，喜庆热烈的现场气氛体现不出来。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错误。 　　当了四五年记者、编辑后，我被提拔为电台新闻部到主任。七八年之后，我又先后担任了总编室主任，局台领导，主要分管电视工作。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从事广电研究。此间，虽然工作主要和电视有关，但是对广播的研究和关注从未中断。 　　我的学术研究是从自贡电台起步的，第一篇专业论文题目是“论广播新闻的形式美”，发表在《宁夏广播》杂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将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系统科学等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理论用于广电研究，连续发表了40多篇关于广播电视的论文。 　　我喜欢做一件事，研究一个课题，就把它的基础理论吃透。我一直没有中断对广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央电台、云南电台、陕西电台等强势广播传媒机构与川大新闻研究所一直有着深入、广泛地接触。我每年招两个广播学方面的博士，要求学生做广播学方面的学位论文。我对他们说，广播学相对于电视学而言，有太多空白点可以填补，只要用心做，很容易出成果。正是因为这么些年川大新闻学研究所一直关注广播，才有人力资源和云南电台合作“面向21世纪的中国广播”系列课题。 　　该课题的最终成果是12本书，我们将对中国广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梳理，这批成果一定会对中国广播学的学科建设产生积极地影响。 　　广播学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 　　记者：您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承担的国家“九五”重点课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建构起中国电视学的理论基础。您在2000年出版的《电视批评学》又代表着中国电视批评学的形成。您对于中国广播学也有着很多深入地思考，您对中国广播学基础理论建设有什么具体看法？ 　　欧阳宏生：广播学很值得研究。因为中国广播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很可能获得大发展。原因有三：第一，广播传播的信息量大；第二，广播传播的形式适合移动人群；第三，在人们对报刊、电视、网络等产生“审美疲劳”以后，广播因距离产生的神秘感与美感，将抚慰很多受众的心灵。 　　广播学是传播学下面的一个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不过，我对中国广播学研究的现状略有担忧，广播学应该在学术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我作为中国新闻奖广播方面的评委，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的评委，走到哪里都在强调广播的重要性。 　　广播理论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比较滞后。在传播学内部，广播学属于冷门，学界专门研究广播学的人也不多。学界、业界一直在说广播电视学，实际上，广播和电视在传播特点、工作特点、内容生产上有很多的不同，它们的生产方式不同，对新技术的运用也不同。这种广播电视的合体研究，导致了广播学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广播学的研究必须加强。 　　第一，要加强广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广播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广播电视学和广播学不可混为一谈，学界对于广播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广播是一种怎样的媒体？广播区别于电视、报刊等其他媒体形式的、独有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广播的社会价值如何产生？在新技术条件下，广播自身的发展特点如何？这些重大问题，学界都还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地概括。广播人要善于从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那里去寻找广播理论的支撑点，这样才能加强广播基础理论的厚度和深度。 　　第二，要深化广播应用性理论研究。广播的应用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