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docVIP

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一条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条规定，解决了以往刑事诉讼法对判决确定以前，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并突破了以往无罪推定的禁区。但是与西方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相比，我国还没有引进沉默权的规定，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还不是标准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的，而与之相适应的审判方式也必然是强调控辩平等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体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注意诉讼程序的正当，相对加重国家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无罪推定原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兴盛时期的产物。在无罪推定原则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个体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无罪推定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一两难选择了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这便意味着它必须要付出一个不愉快的代价-----不能更有效地减少犯罪，国家也必然要用更大的投入来维护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 　　我国是一个发展经历不同于别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待西方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接收。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不采用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原则，而采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类似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宪法原则。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有罪前，既不认为被告人是罪犯，也不认为被告人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进行调查，客观地收集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根据事实来确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中并没有完全照搬或抄袭西方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而只是一种批判地吸收，体现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是由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的以上谈到的两大规则已经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而这些制度正是我们所缺乏。在实践中由于实行时间较短；现代法治观念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加之我国的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违背以上两大规则的观念和行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泛滥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因此，仅仅确立了法律原则，而没有相关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则的落实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期盼的由该原则来彻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严重侵犯人权和有效打击犯罪将只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从而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两大衍生规则真正的落到实处呢？ 　　 　　一、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控诉机关负责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是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一项重要诉讼准则，将“谁主张有罪，谁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如实回答的义务，却间接违背了这一证明责任的分担原则，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承担了自证有罪的义务，这很显然是有罪推定的产物，也是刑讯逼供这一顽症始终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撑。同时，面对控诉机关的讯问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为自己作辩护的基本权利。他既可以作罪轻的辩护，也可以作无罪的辩护；既可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既可以回答，也可以保持沉默。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不宜机械化地理解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有放弃沉默而坦白被从宽处罚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保障，并积极鼓励其运用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以其真实意愿表示放弃沉默权向司法机关如实陈述其罪行，这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可以被采纳为诉讼证据；相反，如果不是其自愿，而是被以诱导、欺骗、强迫等手段迫使其放弃沉默的权利而获取的口供，则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对有关的司法、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这就使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有效遏止刑讯逼供的发生。为了保障供述自愿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聘请律师介入，并以有效的措施保证他的这项权利能真正的实施。一旦赋予律师讯问时在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关权利；是否自愿放弃沉默权利而坦白陈述或者不放弃这项权利而保持沉默；侦查人员是否使用了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获取供述，这些问题就可以得以公开化，律师在场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证实。同时，律师在场可以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