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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结构实证的研究 　　摘要：产权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核心。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呈现出由少数“农村精英”控制、普通社员依附的现象，表现为少数核心社员占多数出资额，并由此掌控了合作社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人力、物质资本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产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背离了合作社的初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社对“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使其陷入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当前，应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合作社的发展环境，使其达到为小农谋利益的目的。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有权；决策权；剩余索取权 　　中图分类号：F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6-0014-05 　　 　　引言 　　 　　作为经济组织，产权结构是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力的组合。理论研究表明，不同的产权安排决定了组织的结构与性质，导致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其他组织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特殊的，主要表现在：剩余索取权并不能开放地交易，合作社成员无个人所有权，合作组织成员通常无法以市场价格卖出股份。产权的模糊性造成合作社代理成本偏大，效率偏低(技术低效、分配低效、规模低效)。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产权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徐旭初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主要包括所有权、决策权、投售或采购权以及剩余索取权。黄祖辉按照股权结构的不同，把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分为三类：比较经典的合作社(A型)、具有股份化倾向的合作社(B型)和相对松散的专业协会(C型)，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B型占比较多。黄胜忠等通过3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料，研究了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与产权结构的关系。马彦丽利用浙江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料，研究了成员的异质性与合作社双重委托代理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核心一外围”结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开始走向规范发展阶段。通过对产权结构的系统探讨，有利于把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特性，对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运行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所有权、决策权及剩余索取权三个方面探讨合作社产权。在利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数据资料来源于各合作社2007年申报江苏省“四有”合作社时提交的详细材料(材料中附有具体的合作社理、监事成员名单，合作社章程、社员的人股情况和其它的一些具体的数据信息)，剔除了一些数据明显缺失或失真的无效样本，最后获得48家有效样本。其中：苏南、苏中各15家，苏北18家，涵盖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样本合作社平均成立时间为4.06年，平均成员数为253.73人，带动1860个农户；覆盖了蔬菜、园艺和畜牧等高效种养业；服务内容从技术互助、信息传播到资金、技术、加工、运销等多方面，涵盖了产前、产中、 产后的系列配套服务。 　　 　　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结构 　　 　　产权结构是合作社能否实现“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则的决定因素。然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呈现出由少数“农村精英”控制，众多普通社员依附的现象。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结构 　　合作社惠顾者与使用者的同一，是经典合作原则，也是其“民有”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股权高度集中的趋势。 　　由表1可知，47.9％的合作社由企业家领办；43.8％的由村镇干部领办；43.8％的由种养大户领办。说明，由农业企业家、村镇干部和种养大户等组成的少数具有合作意识的“农村精英”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办主体。其中，不少领办者身兼数职，既是种养大户又是村干部，还是经纪人或企业家。这些人扎根于乡村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便于与农民的沟通，凭借自己拥有的资金、销售渠道、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等稀缺资源，成为合作社的领办主体，并拥有合作社较大比例的股份。数据统计显示，发起人持股比例为83.74％，是合作社的控股者。 　　 　　由表2可见，少数(8.75人)核心成员持大股(83.74％)，人均持股比例9.04％；而占社员绝大多数(244.08人)的普通社员持股比例较小(16.66％)，人均持股比例仅为0.13％。进一步分析发现，58.3％的合作社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社员未持有合作社的股份，中小农民社员与合作社的关系更像“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从入股方式来看，绝大多数的核心社员以现金和价值较高的专用资产人股。尽管不少合作社规定农民可以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