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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案件量刑问题的探讨 　　公正是刑罚适用的首要要求，量刑公正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时要做到依法进行、罚当其罪、刑罪相称、公平裁判，不偏不倚。[1]但由于我国法律自身缺陷的存在、司法人员法律素养的差别及各种案外因素的不当干扰，导致了当前受贿犯罪案件的处理出现了过于轻缓的局面。 　　一、受贿类犯罪案件量刑现状 　　（一）量刑失衡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审判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的法律时，刑罚裁量悬殊的现象。[2]其中包括重罪轻判与轻罪重判两个方面。司法实践中，量刑失衡在受贿类案件中表现最为明显。 　　通过调查发现在法定情节同为积极退赃、当庭认罪的情况下，从横向上看：数额为30余万元和与之相差150万元巨款的受贿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而从纵向上看：受贿1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受贿184万余元的，犯罪数额增加了18倍，刑期才增加1年。 　　（二）减轻、从轻处罚幅度过宽 　　实践中因自首、当庭认罪、退赃等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而减轻或从轻处理的受贿案件较多，且幅度过宽。尤其是自首对刑罚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均有当庭认罪、退赃情节的情况下，以自首这一法定情节为例，在调查的案件中有2例受贿数额同为20万元，其中一例有索贿2万元这一情节，应当从重处罚，但因具有自首情节而减轻处罚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而受贿数额相同但无自首情节的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三）自首、立功的认定和适用宽缓化 　　在调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受贿犯罪嫌疑人74人，经法院审理后，认定自首的21人，认定立功3人，共占总人数的32%，而犯罪后真正出于悔过心理主动向办案机关投案交代其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为数并不多。 　　（四）缓刑、免刑适用比例高 　　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贪污、受贿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刑法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适用缓刑。但经统计，在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为5000以上不满10万元的有36人，按照受贿罪的法定刑，受贿数额在5000至10万元的，一般情节下其刑期应当是5年以上或者1―7年，但上述受贿案件的有24人减轻处罚后适用了缓刑或者免刑，比例达到了67%。 　　二、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轻缓的原因分析 　　受贿案件等职务犯罪重刑轻、罪责刑不相适应，有违刑罚公正的要求，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轻缓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法定刑设置不完善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受贿罪均是依照《刑法》第383条对贪污罪设置的刑种和刑罚幅度进行处罚。 　　我们认为受贿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模糊的量刑情节规定。受贿犯罪的量刑除依据犯罪数额外，还要考虑情节因素，在每一档受贿数额下均有情节规定，采用“一般”、“较重”、“特别严重”等模糊概念予以表述，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造成了受贿罪法定刑可操作性不强，司法人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2.不科学的犯罪金额设置。如贪污贿赂犯罪以数额为标准将法定刑共分为五个刑档，其中四个刑档又因情节的轻重被细分成八个刑档，即设置了九个刑档，其中15年以内的有期徒刑占据了八个刑档，被5000、1万、5万、10万元这四个数额予以分割，也就是说相差仅几千、几万元的犯罪数额，分割了受贿罪的全部自由刑，造成有期徒刑以下的八个刑档过于密集。 　　3.交叉重合的法定刑档次。在受贿罪的法定刑中，相邻衔接的犯罪金额对应的法定刑却是交叉重叠，例如犯罪数额为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对应的法定刑是5―15年，10万元以上的，对应的法定刑是10年―无期徒刑，显然“10―15年”这个区间的刑期出现了交叉重合。 　　4.过宽的法定刑幅度。犯罪数额为5000至5万元的，最低刑期为1年，最高刑期为10年；犯罪数额为5万至10万元的，最低刑期为5年，最高刑期为无期；犯罪数额为10万元以上的，最低刑期为10年，最高刑期为死刑。过宽的法定刑幅度，赋予司法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司法理念的束缚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二是重主刑轻附加刑。三是对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被害人的有无、多少、被害程度，往往直接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判断，[3]但由于职务犯罪侵犯的主要犯罪客体是国家的利益和职务廉洁性，这些法益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被害人，以至于法官在量刑上容易不自觉地轻缓化处理。 　　（三）缺乏相应的量刑规范 　　职务犯罪案件，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轻刑化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除了法律层面模糊的规定等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司法观念陈旧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