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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 　　摘 要: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行者’,曲也。”“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关键词:出土文献;实证材料;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205―04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之巨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笔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①然而在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学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正确地将出土文献与现存历史文献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分析鉴别而对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本文拟从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入手,就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行”是汉乐府歌诗题目中常用的一个词语。查沈约《宋书#8226;乐志》,平调曲中有《短歌行》、《燕歌行》,清调曲中有《秋胡行》、《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大曲中有《东门行》、《折杨柳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煌煌京洛行》、《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步出夏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棹歌行》、《雁门太守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则辑录了更多以“行”字为题的汉魏相和歌辞作品。正因为如此,什么叫“行”的问题也受到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如丘琼荪、逯钦立、王运熙、杨荫浏、李纯一等的论著中都有涉及。近年来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在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乐器中有“歌钟”和“行钟”和李纯一的相关考证文章的基础上写成,近年来颇受人关注。 　　清水茂的考证文章依据的是1955年5月24日治淮民工在安徽寿县西门取土时发现的乐器。其中八个编?D中有四个上面有“诃钟”(歌钟)之名;还有九个编钟,其中五个刻有“诃钟”之名,四个刻有“行钟”之名。②这些乐器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郭沫若考证认为墓主蔡侯当是申侯(前471―前457在位)③,陈梦家考证则认为是昭侯申(前518―前491在位)④。其后,李纯一对这些歌钟和行钟进行了包括音高、音分与频率三个方面的测音,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它们的音乐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他说:“总上所述,暂可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歌钟与行钟的区别不仅在于应用场合之不同,还在于定音和组合的差异。即:歌钟用于上层贵族日常燕飨之时,所以它是按照一个完整音阶(或调式)而定音而组合;行钟为上层贵族巡狩征行时所用,因而它的定音和组合是以一个音阶(或调式)的骨干音为根据。当然,由于目前所能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所以这个初步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测音结果来检验。”⑤可见,李纯一虽然对出土歌钟、行钟进行了测音研究,但是,关于这些歌钟和行钟的具体用途以及何以被称之为“歌钟”和“行钟”的问题,因文献资料所限,他只是得出了一个推断性的结论而已。至于其音高、音阶等之所以会与宴会所用歌钟有差别,则完全是“为了适应出征出行的条件和要求而使然”(李纯一语),并不是一种音乐类型得以命名的原则。更何况,这些乐器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也不可能与汉乐府的“歌行”发生联系。但是李纯一的研究却激发了清水茂的联想。按清水茂的说法,“李纯一论文并没有把这里的‘歌钟’、‘行钟’与乐府的‘歌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我们却可以由此进一步推论:依‘歌钟’音阶的乐曲是‘歌’,依‘行钟’音阶的乐曲是‘行’”⑥。而支持清水茂作出这种联想的根据,则完全是他自己的推测: 　　我们可以推测,在使用编钟演奏的音乐中,其他乐器也可能同时被使用,但在演奏时,如果使用歌钟,就按歌钟音阶演奏,如果使用行钟,则依行钟音阶演奏。这样,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