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工作者-案主的作证特免权社会工作者如何走出作证义务与保密原则间的伦理困境.docVIP

PAGE PAGE 2 浅谈社会工作者-案主的作证特免权 ——社会工作者如何走出作证义务与保密原则间的伦理困境 张 看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在现实的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处于这样那样的伦理冲突之中，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陷入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困境有多种，社会工作者在作证义务与保密原则间的伦理困境时诸多伦理困境之一。本文在阐述社会工作者—案主特免权的基础上，对社会工作者如何走出作证义务与保密原则间的伦理困境提出一点思考。 一、社会工作者在作证义务与保密原则间的伦理困境 一位美国法官曾在判决书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人都作证是一个普遍的规则，尽管我不能在任何书里找到该规则，但是它早已由上帝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证人证言是诉讼中运用最广泛、最普遍的证据之一，其具有直接性和很强的证明力。正因为证人证言在司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然而保密原则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含蓄的或明确的协议，它要求社工保持案主信息的私人性质。《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等都对社会工作者的保密原则作了规定，“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隐私权。”“ 注意维护工作对象的隐私和其它应予保密的权利。” 社会工作者直接服务的对象是案主，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忠诚于案主的利益，恪守保密原则；而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公民，又有义务忠诚于国家的法律，必须出庭作证。如果社会工作者拒绝作证，在现在的生活实践中，显然是对“人人有义务作证”的不合作，意味着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当一个知道案件情况的社会工作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法律层面上的作证义务与职业道德上的保密原则的两难选择下，如何走出这样的伦理困境？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就这一情况做了这样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仍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案主的机密。倘若未经案主同意揭露这些机密或资料，以及泄密会伤害到案主，即使这是法庭的要求或是其他法定代理人的命令，社会工作者也应要求法庭撤回命令，或是尽可能限制命令的范围，要求保持记录是密封的，或是使记录在公开调查中不会曝光。”但是，仅仅这样的规定还不能将社工真正地从伦理的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美国的乔恩·R·华尔兹说过，“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本性，甚至不惜失去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信息。”法律不应强人所难。社会工作者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社会工作者—案主的作证特免权 证人作证特免权，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特定公民享有的拒绝作证或制止他人作证的权利。 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版。社会工作者—案主作证特免权属于职业秘密作证特免权，即基于职业交流秘密的证人作证特免权。职业秘密作证特免权中较为普遍的几种特免权有律师职业特免权、心理医生职业特免权、宗教职业特免权及新闻记者特免权。我们可以借鉴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职业特免权对社会工作者职业特免权进行一些思考。 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版。 （一）社会工作者—案主特免权行使的条件 1.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专业关系的存在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应该建立起一个彼此信任的、良好的专业关系，如果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两者之间不是专业关系，如基于朋友关系的交流，那么他们的交谈内容就不受特免权的保护。但是，在某人与社会工作者就是否建立专业关系所作的交流，或者接案阶段的交流，不管最后两者之间是否建立起专业关系，一般也受特免权的保护，因为建立特免权的目的之一促进个人寻求专业帮助。 2.交流的秘密性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交流应该是秘密进行的，或是在自认为秘密的环境下进行的。这里所说的“秘密”是针对交谈的内容，不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必须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交谈。 3.交流的目的性 社会工作者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案主克服困难，是一个双方合作、共同地面对困难、分析问题成因、寻找解决困难的过程。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所做的交流应以此为目的。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流并不是为了行之有效的专业帮助而进行的，则不在此列。 （二）社会工作者—案主特免权保护的范围 社会工作者—案主特免权保护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即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交流特免权和上述交流中涉及的工作成果特免权。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为解决案主问题、提升案主自身能力而为的交谈内容受特免权保护。 社会工作者工作成果特免权主要保护社会工作者在对案主提供专业帮助的工作过程中会谈记录、工作计划、结案评估等。 （三）社会工作者—案主特免权的行使 对于社会工作者—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