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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如何借用范式 　　摘要：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如何借用范式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解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范式的本义是指自然科学研究的“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本质上反映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属于科学学和科学史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需要认清范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阈限，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样式与研究范式的学理边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及历史发展等诸项研究课题。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１－０００８－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２］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３］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